� 二、冲突经济理论
1950年代,数学奇才纳什定义了"瓦尔拉斯均衡"之外另外一种均衡状态:即不合作或冲突世界中的"纳什均衡"。它提醒人们,为了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只要有机会,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经济人总会利用"策略性行为"通过损人而达到利己的目的。"纳什世界"的出现,使得不少经济学家研究交易之外的另外一种现象,即广泛存在于核决策和军事控制、组织犯罪与敲诈、成瘾行为和自我控制、种族隔离、全球气候变暖、能源政策、环境保护、外援和人类生命的价值等领域的冲突问题。
谢林将非数理博弈理论应用于政治、经济和文化、伦理问题,正式建立了"冲突经济理论"的基本框架。冲突经济理论的应用与价值首先在于对现实世界的更具说服力的解释。它不仅仅可以解释一般商业利益的冲突,而且在解释政治冲突中更有价值。
1960年代初期,《冲突的战略》与《武力及其影响》的问世,运用博弈理论分析国家之间的冲突控制,其独创精神至今仍激励着新一代的学者从中得到灵感。谢林着力阐述了在双方处于僵持时,采取一些战略性手段的重要性。这些手段包括:事先承诺、边缘政策和有威慑力的威胁。谢林花了较多的精力来关注1950年代和1960年代冷战时期的美、苏冲突。他解释了为什么在军备竞赛的条件下反而更能维持和平,而一旦势力出现不平衡反而更有可能出现冲突。
他首先提出关于第一次打击的争论已不具备意义,因为他发现造成威慑无益的薄弱环节或产生刺激一方实施挑战的驱动力,不是决策者认识局势的"冒险性"(risk-taking),也不是谁的"反击力"更大,而是对抗中或危机中双方的"利益冲突"的程度。他认为,任何一方导致其趋于冲突的"利益"越大,对威慑状态进行冲击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危机的过程也就是双方(就各自利益)价还价的过程。"怎样消除这样一个薄弱环节呢?谢林提出了"合作观"(idea of cooperation):为了尽最大可能缩小双方利益的差异或冲突程度,必须尽最大努力寻求冲突双方的共同利益(common-inter?鄄est)；而"双方确保摧毁"的威慑状态本身则是诱导双方去寻求共同利益------即避免两败俱伤------的源泉。
谢林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提出:使得"双方确保摧毁"的核威慑得以有效的关键,不是"如何使用核武器",而是"如何使对方相信你将如何使用核武器"而必定造成对方无法接受的损失。这一提法实际上反映了威慑论者们对核威慑理论的第三个重要方面------即所谓"核打击目标问题"(issue of targeting)------的关心和探讨。中心议题是,按照或选择什么样的打击目标作核战略部署,而更能使对手相信核威慑的存在。
除了对军事问题的关注外,谢林的另一个重大成果是建立了"有界的邻里关系模型"。谢林运用该模型分析了非组织的个人动机如何转变为集体行为并以此说明种族隔离是个人选择的自然结果。个人不同的动机和感觉能导致个人和社会都不愿意看到的种族隔离行为。在黑人、白人混居的社会里,如果白人和黑人都想避免成为"少数人的身份"(minoring status),那么完全的种族隔离才是唯一稳定的均衡点。谢林关心的非常规课题还涉及有组织的犯罪(organized crime)、温室效应等全球共同事务中的一些问题。
谢林对日常生活中的琐碎现象、特定群体行为有着深刻的洞察力。他通过一系列实验性案例来评估理论、构建理论,进行着勇敢的先行研究。
博弈论与中国经济转型
博弈论数学模型进入主流经济学和成为经济学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是1980年代和1990年代经济学发展的特色。由于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利益冲突与一致具有普遍性,因此,几乎所有的决策问题都可以认为是博弈,一切尽在博弈中。在经济学中,每一领域的最新进展都应用了博弈论。在此基础上,博弈论成功渗透到各个社会科学领域。
1990年代,博弈论开始进入中国经济学界的视野。这些理论非常适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也比传统的经济理论更符合现实情况。其实,中国古代文化中,隐含许多博弈论的思想。比较突出的是孙子兵法。孙子认为,在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中,最佳的决策并不是一方将对方消灭,而是求得长治久安,要避免两败俱伤的局面。这与谢林的冲突控制异曲同工。
在面临转型的社会中,那些由于人口过多、资源减少、环境污染等引起的国际安全、政府计划的资金分配、收入差距等两难问题,引起了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等越来越多的关注。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不确定性,经由有限理性个体的选择行为,作用于制度变迁过程。其中,和谐的制度结构及其社会基础在形成有效的社会控制和整合机制、从而维系或重建一定的经济与社会秩序中,发挥关键作用。
博弈论模型概括了现实生活中通过自组织而形成伦理规范的各种社会系统。如通过核军备竞赛而达到的核裁军形成国际核伦理规范；通过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较量而形成和平共处的国际关系；通过企业之间污染环境的博弈而形成保护环境的伦理规范。
在改革开放中,我们常常埋怨市场经济(及其"经济人")导致道德滑坡或道德沦丧。其实,社会习俗的选择机制就是行为人之间的协作是通过焦点的凸显性而进行的,并且习俗的一般化过程是在重复社会互动(博弈)中行为人以合作的获益为目的的适应与学习的过程。这是"经济人"通过多次博弈而转变为"伦理人"的道德爬坡过程,这是一个自发的又是自觉的过程。这个在寻求个人长期利益最大化的博弈中不断摸索、不断学习而进入伦理新境界的过程,显然包含了一种新的伦理关系临产的痛苦,我们不应该将这个过程出现的负面现象一概说成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带来的沉重社会代价。这也有助于为我们今后经济、社会政策的制订以及制度建设提供理论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