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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人质困境:多个人的囚徒困境

时间:2018-02-12 23:57来源:网络整理 作者:采集侠 点击:

  

  拥挤的人群和孤独灵魂
  空洞的眼脚步 夜光星辰
  人与人的竞争 你和我的追逐
  究竟如何分出胜负
  ——《心如止水》歌词
  我们都是理性的人质
  面对压力选择明哲保身的人,最后也会成为压力的受害者。
  “囚徒困境”作为博弈中的一个基本的、典型的模型,可以解释很多与此类似的社会现象,如寡头竞争、军备竞赛等。但是社会中的博弈往往并不只有两个参与者,在多方参与的博弈中,还会出现“囚徒困境”吗?
  答案是肯定的,多个参与者之间形成的“囚徒困境”,又称为“人质困境”。从两个囚犯到一群人质,能够更真实地反映个人理性与团体理性的巨大冲突。
  1956年2月14日,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24日,大会闭幕的这天深夜,赫鲁晓夫突然向大会代表们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即所谓《秘密报告》),系统揭露和批评了斯大林的重大错误,要求肃清个人崇拜在各个领域的流毒和影响。
  报告一出,顿时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由于赫鲁晓夫曾是斯大林非常信任的“亲密战友”,很多人心里都有疑问:你既然知道他的错误,为什么在斯大林生前和掌权的时候,你不提出意见,而要在今天才放“马后炮”呢?
  后来,在党的代表会上,当赫鲁晓夫又就这个话题侃侃而谈时,有人从听众席传来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当时你在哪里?
  可以想象,当时赫鲁晓夫十分尴尬和难堪,回答必然要自曝其短,而如果不答,把纸条丢到一边,装作什么也没发生,那只会表明自己怯阵了,结果必然会被在场的人们看不起,丧失威信。从台下听众的一双双眼睛中,他知道他们心中都有同样的疑问。
  赫鲁晓夫想了想,便拿起纸条,大声念出了上面的内容,然后他望向台下,喊到:“写这张纸条的人,请你马上从座位上站起来,并走到台上。”台下鸦雀无声。赫鲁晓夫又重复了一遍,但台下仍然是一片死寂,没有人敢有所反应。赫鲁晓夫于是淡淡地说:“好吧,就让我告诉你,当时我就坐在你现在所坐的那个位置上。”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出赫鲁晓夫的机智和率直,而且还知道,在一群人面对威胁或损害时,“第一个采取行动”的决定是很难作出的,因为它意味着巨大的风险和惨重的代价,这就是“人质困境”。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只需要看一下1939年苏共第十八次大会时的代表情况。在这次大会上,五年前的2000名党代表如今还能出席的仅剩下区区35人,其余的人中,有1100人因为“从事反革命活动”而被捕;131名中央委员中有98人遭到清洗,3/5的红军将领、所有11名副国防委员、所有军区司令、最高军委会80名委员中的75名,也无一例外落得了同样的下场。
  这个故事像极了给猫拴铃铛的童话故事。故事的大意是这样:老鼠们意识到,假如可以在猫脖子上拴一个铃铛,那么,它们的小命就会大有保障。问题在于,谁会愿意冒着赔掉小命的风险给猫拴上铃铛呢?
  老鼠所面临的问题同样会摆在人类面前,一群人在直接面对诸如偷窃、抢劫等侵害行为时,也会陷入同样的心理困境。最常见的一个例子是:一辆长途车上的几十名乘客,面对两个持刀抢劫者无计可施,任其把所有人的钱包洗劫一空。
  这种关于人们冷漠与软弱的报道屡见报端,对于在场者的指责甚至是谩骂也充斥于各大媒体。有人甚至用了“无情”这个词。但是从博弈论的角度来说,对他们的指责确实有些太过苛刻了。
  只要多数人同时采取行动,确实很容易成功地捉住抢劫者。但是问题在于,统一行动少不了沟通与合作,偏偏沟通与合作在这个时候变得非常困难。抢劫者由于深知乘客联合起来对自己意味着什么,因此必然会采取特殊的措施,阻挠他们进行沟通与合作,其中包括加害首先发难的人。
  一旦人们不得不单独挺身而出,希望出现一呼百应的局面时,问题就出来了:谁该第一个采取行动?
  有人认为,一个人基于公民道德和责任感而应采取的行为,不应掺进成本利润核算的杂质。这实在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要求。担当这个任务的领头人意味着要付出重大代价,甚至可能是付出生命。他得到的回报也许是人们的感激和怀念,而且也确实有人在这种情况下挺身而出,比如徐洪刚,但是要任何一个人付出生命的代价还是过于沉重。
  面对压力选择明哲保身的人,最后也会成为压力的受害者。
  束手无策的人群
  仅仅用道德的呼唤来让人们挺身而出与邪恶作斗争是不现实的。而且,要任何一个人在“人质困境”中首先采取行动并独自承担其后果,也是不公平的。
  有这样一个故事,深刻地反映出了生活中的“人质困境”。
  旅行社的中巴将于下午一点返回,可是临发车时,导游却发现还有三个人没到。一车人等到下午两点半,三个人优哉游哉地回来了。
  大家松了一口气,司机发动了车准备出发。不料那三人转身旁若无人地钻进了路边的一个小饭馆。车上的人愤怒了:素质太差!快开车吧,太晚了不安全!可是愤怒了半天,只有一个女人独自下车前往交涉。那女人进了饭馆,言词激烈地劝阻他们点菜,可是迟归者冷冷地反驳道:“大家都没说什么,你一个人就代表大家了?”
  那女人满脸通红地回到中巴上搬救兵,可是大家只是在车内嚷嚷一通,算作一种远距离的声讨。三点钟,三个迟归者吃完饭上车,中巴启动了。那女人突然出人意料地提议,由迟归者向大家道歉。
  可是全体游客鸦雀无声,过了半天才有人小声说:“得了,出门在外,都不容易。”一些人随声附和。那女人冷笑着自言自语:“听说当年一个日本鬼子能管中国一个县,原来我不信,现在算是信了。”
  把三个缺德的游客与日本鬼子相比,看上去有些小题大做,但实际上这里面的机制是一样的,因为二者所赖以成功的东西,都是“人质困境”。只不过后者的威胁是明显的暴力,而前者则是人情社会中的面子。
  “人质困境”在生活中虽然十分普遍,但其实是可以克服的,下面来探讨一下怎样才能破解这个困局。
  1945年,德国牧师马丁·尼莫勒说:“刚开始时,纳粹镇压共产主义者,我没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然后,他们开始迫害犹太人,我也没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接着纳粹把矛头指向商业工会,我还是没说话,因为我不属于商业工会。当他们迫害天主教徒时,我仍然没说话,因为我是个新教教徒。后来他们开始镇压新教教徒……可那个时候,我周围的人已经被迫害得一个不剩,没有人能为新教说话了。”
  希特勒是怎样通过规模相对较小的力量一步步控制了包括“共产主义者、犹太人、商业工会、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这样一个数目不断增大的人群的呢?整个德国的人民,为什么会在这样一个劫持国家机器的人面前无计可施而束手就擒呢?
  不仅是在二战中的德国,很多极权社会中的人们都面临着类似的问题。
  然而正如上文所言,仅仅用道德的呼唤来让人们挺身而出与邪恶作斗争是不现实的。而且,要任何一个人在“人质困境”中首先采取行动并独自承担其后果,也是不公平的。有没有这样一个平台,能把斗争的代价和风险降到最低,并将人们从“人质困境”中解救出来?
  《北京晚报》报道,在该报与北京市公安局公交分局于2004年合办的“我为反扒支一招”活动中,“短信报警”这一建议荣获了一等奖。实际上,南京公安局已经推出了短信提醒服务,还将开通短信报警。
  “人质困境”之中,任何人都必然会考虑到,报警(作为一种反抗形式)时可能会遭到犯罪分子的报复。那么相应的对策,也就应该从减轻报警者可能遭到的报复和提高报警的回报两方面着手。短信报警能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报警者摆脱被报复的困境。
  短信报警不失为一个切实可行并且行之有效的做法,完全符合政策制定的原则,值得大力推广和完善。另据报道,国外比如韩国和马来西亚的短信报警系统已日趋完善,国内如重庆也已开通了这一系统。
  我们通过对短信报警的考察,再来看德国纳粹的例子,似乎可以有一个相对比较乐观的假设。如果互联网早出现七八十年,也许可以为反对希特勒的德国人提供一个风险较小的沟通平台,从而把自己从极权的劫持中拯救出来吧?
  不过,“人质困境”带来的也并不完全是悲剧。我们假定一群女孩的容貌差别不大,都是豆蔻年华。有一天,一个女孩开始化妆,比如她染了红指甲,这个女孩马上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大家都会觉得她好看。别的女孩不甘落后,自然群起效仿,结果所有的女孩都染了红指甲。
  这时候,如果这个女孩还想出人头地,就必须想出新的点子,比如她抹了口红,这让她在第二天出尽风头。但是别的女孩又很快效仿,结果所有的女孩都抹了口红。数个回合下来,我们会发现所有的女孩都染了红指甲,所有的女孩都抹了口红,所有的女孩都搽了胭脂,所有的女孩都穿了吊带背心。
  虽然或许有的女孩忽然对这种“军备竞赛”感到厌烦了,可是如果别的女孩都还化妆,那个拒绝化妆的女孩会显得像个丑八怪,于是所有的女孩都只得继续化妆。
  看到这里,我们知道这也是一个“人质困境”,每一个女孩都成了人质。但女孩子之间的竞争带来了正面效应,她们的漂亮让她们自己更加自信,也让欣赏者的心情变得愉悦。
  看不见的手也失灵
  从个体利益出发的行为,往往不能实现团体的最大利益,最终也不一定能真正实现个体的最大利益。
  无论是只有两个人的“囚徒困境”,还是多个人的“人质困境”,都深刻地揭示出了个体理性和群体理性的矛盾。
  有这样一个军事笑话。在联合演习的指挥舰上,三国将军都在夸耀自己的士兵是最勇敢的,最后吵了起来。
  为了说明自己所言不虚,A国将军就叫来一个本国士兵,让他爬到10米高的桅杆上跳下去。那个士兵二话没说就爬上去照办了。
  B国将军一看,立即也叫来一个本国士兵,命令他爬上20米高的桅杆跳下去,那个士兵犹豫了一下,也爬上去照办了。
  这时,C国将军不甘示弱,也叫来一个本国士兵,命令他爬上30米高的桅杆跳下去。那个士兵一听就急了,大声对C国将军说:“什么?你疯了吗?我才不干呢。”
  C国将军退后一步,对另两位将军说:“瞧,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勇敢了吧?”
  这是一个关于逃兵的笑话。之所以可笑,是因为C国将军颠倒黑白的逻辑。但是如果同样的故事发生在战场上,那就一点也不可笑了:这样的逻辑必然导致C国军队全军覆没。
  对于一个战场上的C国士兵来说,逃跑往往是避免送命的最好办法。但是如果C国的每个士兵都逃跑,那么大概没有一个人活得成。
  假设战争爆发,这个士兵和其他很多同伴被征召入伍,在战场上遇到了敌军。假定他们都不怎么爱国,活命是他们的最高目标。那么对这个士兵来说,最好的局面就是只有他逃跑,其他的同伴留下来进行战斗。然而,如果他的同伴也跟着逃跑,他该怎么办呢?在这个时候,逃跑就显得更明智了。
  孟子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战场上两军对垒,战斗一打响,战鼓擂得咚咚响,作战双方短兵相接,各自向对方奋勇刺杀。经过一场激烈拼杀后,胜方向前穷追猛杀,败方全军溃败,丢盔弃甲地逃跑。
  那逃跑的士兵中有的跑得快,转眼已经跑了一百步;有的跑得慢,刚刚跑了五十步,停下来了。这时,跑得慢的士兵嘲笑那些跑了一百步的士兵说:“真是胆小鬼。”
  跑了一百步的士兵一边跑,一边回头说:“我们都是胆小鬼,不过是一百步与五十步的差别罢了。”
  当敌人冲过来时,无论是跑一百步的还是跑五十步的,都是因为不希望只剩下自己在孤军作战而逃跑。在进攻时,是两个阵营之间的博弈;在后退时,是一个阵营内部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博弈。不管受到什么样的嘲笑,也不管其他的同伴跑了多少步,逃跑都是他所能采取的最优策略。
  美国作家约瑟夫·海勒在他的小说《第22条军规》中,也通过下面这个黑色幽默式的情节反映了这个让人纠结的问题。
  主人公约翰·尤萨林上尉,是美国陆军第27航空队B-25轰炸机上的一名领航员兼投弹手,他渴望保存自己的生命。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在望,司令部规定,完成25次战斗飞行的人就有权申请回国,但必须得到长官批准。
  可是,当尤萨林完成32次任务时,联队长卡思卡特上校为了能得到升迁,已经把指标提高到40次了。等他飞完44次,上校又改成50次。当他飞完51次,满以为马上就能回国了,定额又提高到60次。
  如此反复,永无休止。尤萨林不想成为胜利前夕最后一批牺牲者,于是千方百计逃避执行任务。联队长质问他:“可是,假如我方的所有士兵都像你这么想呢?”
  尤萨林答道:“那我若是不这么想,岂不就成了一个大傻瓜?”
  个人理性与群体理性的矛盾,在这场对话中暴露无遗:对于一个士兵来说,最好的情况就是其他士兵英勇作战而他能逃避冲锋,这是个体理性的反映。可是如果所有的士兵都这样想的话,就会得到对大家来说都是最坏的结局:失败、被俘甚至牺牲。这又是一个典型的“囚徒困境”。
  “囚徒困境”和“人质困境”,向传统经济学提出了非常严峻的挑战。
  按照传统经济学的观点,集体优化是不需要刻意追求的,只需要每一个人都从利己的目的出发,最终就能达成。传统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在其传世经典《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这样描述市场机制:“当个人在追求他自己的私利时,市场的看不见的手会导致最佳经济后果。”
  让我们重温一下这段经典论述:
  “我们的晚餐并不是来自屠夫、啤酒酿造者或点心师傅的善心,而是源于他们对自身利益的考虑……‘每个人’只关心他自己的安全、他自己的得益。他由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去提升他原本没有想过的另一目标。他通过追求自己的利益,结果也提升了社会的利益,比他一心要提升社会利益还要有效。”
  这就是说,每个人的自利行为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公共利益的增长。也就是说,自利会带来互利。自1776年这段话在亚当·斯密《国富论》中出现以后,很快成为鼓吹自由市场经济者的最有力武器,成为指导人们行为的一种价值准则,也成为人们为自利行为辩解的一种论据。很多人因此认为,经济市场的效率,意味着政府不要干预个人为使自己利益最大化而进行的自利尝试。只要市场机制公正,自然会增进社会福利。
  然而,“囚徒困境”模型动摇了这一理论,指出了个体理性与群体理性的对立:从个体利益出发的行为,往往不能实现团体的最大利益,最终也不一定能真正实现个体的最大利益。
  模型中的囚徒是完全理性的,因而也是完全自利的,因此绝对不会出现一个囚徒选择“招供”,而另一个囚徒选择“抵赖”的局面;也不会出现同时“抵赖”的结果。这后一种结果的无法实现,恰恰说明个人理性不能通过市场导致群体的最优。每一个参与者可以相信市场所提供的一切规则,但无法确信其他参与者是否会遵守。
  在小说中,尤萨林找到一位军医帮忙,想让他证明自己疯了。军医告诉他,虽然按照所谓的“第22条军规”,疯子可以免于飞行,但同时又规定必须由本人提出申请,而如果本人一旦提出了申请,便证明你并未变疯,因为“对自身安全表示关注,乃是头脑理性活动的结果”。这样,这条表面讲究人道的军规,就成了耍弄人的圈套。
  尤萨林目睹了种种荒谬的现实,在同伴们的鼓励下,他逃往中立国瑞典去了。
  这种结局,也恰恰反映了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大至国家兴亡,小至兄弟分家,都无法避免。是“兄弟阋于墙”还是“外御其侮”,两种理性的矛盾,是所有博弈的局中人随时面对的问题。也正因这种现象是如此普遍,它才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经济学的基础,动摇了人们对于“看不见的手”的信心。
  个人理性和群体理性的一致,是人类迄今所发现的最安全的社会模式,既能够保证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又能够产生合理的利益分配,尤其能够避免走向“奴役之路”。博弈论的挑战,似乎说明了传统经济学是一种好的理想,但却是一种坏的哲学。坏的哲学往往具有这样一个模式:当把现实还原为理想之后,却发现由理想无法回归到现实(赵汀阳语)。
  单纯的批评于事无补,正如生活中无数类似的故事一样,我们需要的是得到集体优化的解决方法。
  托马斯·霍布斯认为,在政府存在之前,自然王国充满着由自私的个体的残酷竞争所引发的矛盾,生活显得“孤独、贫穷、肮脏、野蛮和浅薄”。按照他的观点,没有集权的合作是不可能产生的。因此,一个有力的协调机制,是推动社会发展所必需的。
  博弈论学者奥曼于1987年提出了“相关均衡”机制。所谓相关均衡是指,通过某种客观的信息机制以及当事人对信息的反应,有可能使本来各自为政的个体行为之间相互发生关系,形成一种共赢的结果。
  在生活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在交通路口设置红绿灯,设立金融中介组织以及各种社会媒体与中介组织,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和欧佩克组织等,可以说都是为了让各方在合作中走向共赢。
  一个大家共同遵守的信号或者一个强有力的协调组织,可以使我们从“人质困境”中摆脱出来。但是在很多情况下,这样的信号或组织是不存在的。那么这时又该怎么办呢?
  接下来的两节,将分别向大家介绍两个博弈策略,可以让我们和对手在陷入“囚徒困境”的悬崖之前勒住马头,转而进行合作。第一种策略是与对手进行沟通,双方联手达到利益最大化。第二种策略更为巧妙,则是通过自己的单方行动释放信息,让对手明白背叛只会得不偿失,从而乖乖地采取合作态度。
  与对手联合起来
  与对手达成合谋,甚至心照不宣的合谋,是一种提高自己收益的不错途径。
  黎巴嫩作家纪伯伦那篇题为《魔鬼》的作品中,有一位名叫胡里·赛姆昂的博学之士,每天奔波于黎巴嫩北部山村中,教村民们摆脱魔鬼的纠缠。然而,有一天他路遇受了重伤而奄奄一息的魔鬼,却“卷起袖子,把长袍塞进腰里”,把魔鬼背回家去救治。
  原因就在于,魔鬼对他说了这样的话:“我是永恒的魔鬼,我是万恶之源。但是罪孽灭绝了,同罪恶搏斗的人也就不见了。你也将随之隐没,你的子子孙孙、你的同事友人也将销声匿迹。难道,你愿意以我的死亡来换取罪孽的消亡?”
  这个故事对于那些立志铲除世上一切罪恶的人是一个讽刺,同时也揭示了那些准备把对手全部消灭的人的矛盾与尴尬。对于这一点,中国人用自己的语言简单地总结出了四个字——兔死狗烹。
  汉朝的开国功臣韩信。他最早在楚霸王项羽的部队里当兵,由于不受重视,韩信改投汉王刘邦。后来,韩信成了汉军的大元帅。韩信领兵作战,一路所向无敌,最后用十面埋伏的办法,把项羽的精锐部队消灭殆尽,并且紧追不舍,逼得项羽在乌江边横剑自刎。
  然而,汉军胜利后,刘邦马上取消了韩信的齐王称号,改封为楚王,后来又贬其为淮阴侯。最后,韩信被刘邦的妻子吕后处死了。
  据传说,当初刘邦为了拉拢韩信,曾经允诺永不会背叛他,不论他犯了什么罪,见天不死,见地不死,见兵不死。什么意思呢?就是只要在能看到天的地方,能看到地的地方,和能够看到兵器的时候,都不能处死韩信。但是吕后和萧何想出了一个很损的主意,把韩信关到一个二楼的黑屋子里,用削尖的竹子刺死了他。
  在被害前,韩信发现被算计了,但已经无可奈何,于是发出了一声响彻千古的叹息:“唉,狡兔死,走狗烹。禽鸟尽,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这句话对后世政治的影响十分深远。
  兔死狗烹的故事发生得太多了,有人发出了“太平本是将军定,不许将军见太平”的感叹。但是如果把能臣良将不敢尽情发挥自己的才华,甚至为了保护自己而去保存敌人的行为,完全归结于其对胜利后难以善终的畏惧心理,未免有些过于简单了。在所有养敌自保的故事背后,都有一个直接关系到各方利益的博弈棋局。
  那些养敌自重或养贼自保的将军们,目标不过在于使自己参与博弈的代价尽可能减少,而使收益最大化。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这一类的例子,正面的也有,反面的也有,都说明:与对手达成合谋,甚至心照不宣的合谋,是一种提高自己收益的不错途径。
  唐朝末年,黄巢刚刚起兵造反时,皇帝派大将宋威率兵围剿。宋威对手下人说,朝廷常辜负功臣,我们胜了,未必有好处,不如留着贼人以自保。从此后,宋威的军队总是与黄巢的队伍保持30里的距离,任由黄巢烧杀抢掠,一天天壮大。最后,这次起义几乎导致了唐朝的彻底毁灭。
  宋朝的开国宰相赵普虽然读书不多,但却是个非常有谋略的人,他辅佐了宋太祖赵匡胤和宋太宗赵光义,统一了大半个中国。然而,当宋朝只剩下最后一个强敌——北方的契丹时,赵普所有的谋略似乎都消失了,以至于对契丹的数次统一战争均告失败。在以后的日子里,虽然宋朝一直受到北方的威胁,不得不年年纳贡以求平安,赵普之后的宋朝的历任掌朝重臣无不心领神会,养敌自保,从不提出统一对方的良策。
  明朝的开国功臣徐达也是一个攻无不取、战无不胜的军事统帅。但是,当他率兵攻取了北京及周边地区后,没有乘胜追击,顺势统一广大的蒙古地区,反而停滞不前,使元朝残部在蒙古地区得以死灰复燃,成为明朝数百年的威胁。后来民变乍起,流寇四处骚扰,而朝廷派出的将领采取宋威曾经用过的策略,只追杀,不围堵,养贼邀功,反叛力量越来越多,致使明朝最终灭亡。
  与对手联合起来的例子,不仅出现在政治和军事的角逐中,也出现在号称“公平竞赛”的运动场上。
  大家知道,在美国最流行的球类运动是橄榄球。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常春藤联校面临一个问题:每个学校都想练出一支战无不胜的橄榄球队,结果各个学校为了建立一支夺标球队,进行了一场心照不宣的竞争,争先恐后地强调橄榄球运动。
  然而,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在这种比赛中,成功是由相对成绩而非绝对成绩决定的。有一个胜者就要有一个负者,假如一方参与者改善了自己的排名,那他必然会使另一方的排名变差,使其所有的加倍苦练都付诸东流。
  无论各队怎样勤奋训练,各校又是怎样慷慨资助,赛季结束的时候各队的排名和以前都差不多,平均胜负率还是50:50.而过分强调体育,很明显会影响学校的学术水平。很显然,这是一个多方的“囚徒困境”,或者说“人质困境”。
  大学体育比赛刺激不刺激,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竞争的接近程度以及激烈程度,二是技巧水平。许多球迷更喜欢看大学篮球比赛和橄榄球比赛,而不是职业比赛,为什么?因为大学体育比赛的技巧水平虽然低一些,竞争却往往更刺激、更紧张。
  看到这样的情况,各大学也变聪明了。他们进行沟通,并且达成了一个协议,把春季训练的时间限定为一天。这样呢,虽然球员的技巧水平普遍有所下降,球场上出现了更多失误,但球赛的刺激性却一点也没减少,观众对比赛的热衷程度也没有减退。而另一方面运动员有了更多时间来准备功课。可以说,通过联合,各方都从“囚徒困境”中解脱出来了,大家的结果都比原来更好。
  一人的胜利要求另一人失败的事实,并不能使这个博弈变成零和博弈。零和博弈不可能出现所有人都得到更好结果的情况,但在这个例子中却有可能,其收益范围来自减少投入。尽管胜者和负者的数目一定,但对于所有参与者来说,参加这个博弈的代价却会减少。
  而更为巧妙也更为出人意料的例子,则是费城西区的两个互为对手的商店——纽约廉价品商店和美国廉价品商店。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两家商店比肩而立,一直进行着没完没了的价格战。当一个店的橱窗里出现降价告示时,每位顾客都会习惯地等另一家商店的回音。果然,大约过了两小时,另一家商店的橱窗里就出现了类似的降价告示,而且降价的幅度更大。
  价格大战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除了贴告示以外,两店的老板还经常站在店外尖声对骂,最后总有一方在这场价格战中败下阵来,不再降价,这就意味着另一方胜利了。这时,人们都会拥入获胜的廉价品商店,将降价商品抢购一空。这样的竞争持续了很长时间,不仅使得一些准备在这个区开店的人望而生畏,而且也确实让住在附近的人买到了各种“物美价廉”的商品。
  突然有一天,一个店因为老板去世而停业。几天以后,另一个店的老板声称退休回家,也停业了。过了几个星期,新老板在对商店进行检查时,意外地发现两店之间有一条秘密通道。他们经过仔细了解才知道,这两个死对头竟是兄弟俩。
  原来,一切相互间的竞争与人身攻击全是在演戏,每场价格战都是联手策划出来的,不管谁战胜谁,最后还是会把另一位的一切库存商品与自己的一起卖给顾客。这兄弟俩真是一对精明的博弈高手。他们通过虚构一场又一场的竞争,使顾客们心甘情愿地接受了他们联手制定的价格。所有的降价,实际上正是为了保证一个有利可图的利润空间。
  用策略来劫持对手
  利害关系永远比道德更有效,不需要友谊的合作往往比需要友谊的合作更为可靠。
  一次战争中,将军为了激励士气,就到前线去。到了前线视察的时候,一个士兵向将军报告说:“将军!前方20公尺的石堆中有一个狙击手。不过他的枪法很烂,这几天开了好多枪,可是没有打中任何人!”
  将军听了很生气地说:“既然发现了狙击手,为什么不把他干掉?”
  士兵听了以后,十分惊讶地说:“将军!你疯了吗?难道你要叫他们换一个打得比较准的来吗?”
  在学校教育中,诚实是“做人的道理”。但在博弈论看来,人在与人合作中所表现出的诚实,大多是出于自利的需要而不是道德。因此,利害关系永远比道德更有效,不需要友谊的合作往往比需要友谊的合作更为可靠。
  上面的这位士兵和敌军狙击手之间,就是一种不需要友谊的合作。要深入地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再看一下一战时期欧洲战场上的情况。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欧洲战场的双方胶着在前线上,隔着漫长的战壕对峙。开始,双方每天不停地重复炮轰及阵地攻守,彼此都有极大的伤亡。不过,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敌对双方竟出现了奇特的善意自制,甚至是难以置信的合作默契。
  刚上前线的英国军官,发现对面的德军居然可以在英军的步枪射程内自由走动,觉得大为惊讶。让他更惊讶的是,这一端的英军也不畏惧随时被德军射击的危险,走出战壕悠闲地抽烟散步。
  其实,这就是一种不需要友谊或者道德约束的合作。一开始,双方不断地瞄准射击敌人,导致双方死伤大增,这让双方越来越难以承受。不久,双方不约而同地学到了一件事,那就是合作:如果你不向对方攻击,对方也会选择不报复,结果则是双方死伤大幅降低。
  虽然这种不需要友谊的合作不用白纸黑字地写出来,但是却是隐蔽而相对稳固的。既是战争状态,总得做个样子。不过为了展现善意,双方都自动定时定点地射击。这意味着双方的行为模式是可以理解和掌握的,其没有出其不意的“敌意”动作。
  不过,类似的这种隐性的合作都是有条件的,就是要展现出自己随时可以报复的能力,以吓阻对手的背叛尝试。如果一方失去了对应的报复能力,均衡也将不复存在。
  在竞争中,要想通过展示报复能力达成合作,最关键的一点在于释放进行惩罚的信息,来迫使对手采取合作态度。下面我们来看看博弈论著作《策略思维》中的一个案例。
  纽约市立体音响商店之间的竞争空前激烈。疯狂埃迪(Crazy Eddie)已经打出了自己的口号:“我们不会积压产品。我们的价格是最低的——保证如此!我们的价格是疯狂的。”
  在它的主要竞争对手纽瓦克&刘易斯那里,顾客每次购物都会得到这个商店的“终生低价保证”。按照这一非要击败对手不可的承诺,假如你在别的地方看到更低的价格,商店会按差价的双倍赔偿给你。不过,尽管这一家的政策听上去很有竞争力,却有可能变相促成并加强一个操纵价格的联盟。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假设一台录像机的批发价是150元,现在疯狂埃迪和纽瓦克&刘易斯都卖300元。疯狂埃迪偷偷作弊,减价为275元。假如没有那个击败对手的承诺,疯狂埃迪完全有可能将一些原本打算在对手那边购物的顾客吸引过来,而这些顾客之所以要去纽瓦克&刘易斯那边购物,原因很多,可能是因为路途较短或者以前曾在那里买过东西。
  遗憾的是,对疯狂埃迪而言,这回减价起了完全相反的效果。因为纽瓦克&刘易斯有那么一条双倍赔偿差价保证,人们就想赚便宜,纷纷进来买一台录像机,然后要求赔偿50元。这么一来,相当于纽瓦克&刘易斯的录像机自动减价为250元,比疯狂埃迪减得还厉害。不过,当然了,纽瓦克&刘易斯一定不愿意就这么付出50元。因此,它的对策就是降价至275元。无论如何,疯狂埃迪的结果都不如原来,那又何必搞鬼作弊呢?价格还是保持在300元好了。
  虽然价格联盟在美国是非法的,疯狂埃迪与纽瓦克&刘易斯却还是结成了这么一个组织。
  读者可以看到,它们两家结成的这个心照不宣的联盟,是怎样按照联盟内部强制条件运行的:觉察作弊,并且惩罚作弊者。纽瓦克&刘易斯可以轻易觉察疯狂埃迪作弊。那些跑来说疯狂埃迪打出更低价格而要求赔偿的顾客,其实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扮演了这个联盟的执法侦探。
  惩罚的形式是价格协定破裂,结果导致利润下降。那则“终生低价保证”的广告,自动而迅速地实施了惩罚。
  这就是博弈的智慧,在看似乱乱哄哄的表象背后,往往深藏着出人意料的策略。在现代商业竞争中,类似的例子更是俯拾皆是。
  走在街上,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商家打出“某某商品本市最低价”的广告,并且声称如果有其他商家价格更低,则愿意按同样价格返还差价,并按差价承担一定比例的赔偿金。从表面上看,这是商家的一种价格竞争行为,可以促使其他竞争者降价竞争,使消费者从中得利。但经过博弈论分析,可以发现其中隐藏着一种可能,即商家有可能通过这种最低价格承诺,巧妙地达到价格垄断同盟的目的。
  因为这种广告的潜台词是:如果对手有任何的降价行动,你会奉陪到底。这样一来,对手在考虑以降价的方式来争夺市场时,这个广告可以让他相信你必须全力以赴地对任何降价行为进行报复。而且,让消费者来监督降价者并且立即返还差价的做法,是一种十分可信的报复。
  再比如说,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是饮料市场上的竞争对手,两家的市场竞争也可谓你死我活,似乎每家都希望对方忽然发生重大变故,而把市场份额拱手相让。但是多年来,这种局面让每一家都赚了个盆满钵溢,而且从来没有因为竞争而使第三者异军突起。
  这里面的真正原因就在于:这两位饮料市场的龙头老大,实际上形成了一种有合作的竞争关系。他们真正的目标是消费者,以及那些虎视眈眈的后起之秀。只要有企业想进入碳酸饮料市场,他们就必然会展开一场心照不宣的攻势,让挑战者知难而退,或者一败涂地。
  我们再来看看麦当劳和肯德基在市场上的布局,也许就更能明白这一点了。麦当劳店开在哪里,肯德基店很快就会出现在附近,形成一种十分默契的“遥相呼应”,很少有第三者在他们中间出现。
  两大巨头的竞争关系,往往能够为他们排斥新进入的竞争者提供保障。这种经常表现得不动声色的策略,其威慑力却大得惊人。最终我们会发现,那一对对表面上刺刀见红的竞争对手,背地里却是郎情妾意,关系暧昧得紧。
  用圈子来保证合作
  圈子的出现,实际上就是把彼此之间的双边关系,放进了多边关系中来考虑。一个社交圈子当中强有力的监督和惩罚体系,会迫使每个人更愿意遵守道德。
  上面的分析,都是从困境中的囚徒或者人质的角度进行的,解决问题的策略也是提供给他们的。囚徒联起手来,也就意味着他们会建立攻守同盟,不必进行两败俱伤的招供了。
  但是反过来,这对于本来可以利用困境轻松获得口供的警察又是不利的。那么警察又该如何避免囚徒的不合作呢?推而广之,那些担心下属或者朋友联手不合作的人,又有什么策略可用呢?
  答案是制造某种强大的压力迫使其合作,这种压力对“囚徒困境”中的每一方都有帮助,因为这帮他们破解了“囚徒困境”。
  隋朝名将杨素带兵执法严酷,对违犯军令的人立即斩首,而且绝不宽容。每当他将要与敌军对阵之时,就搜求有过失的士卒杀掉,多的时候曾一次杀掉100多人,少的时候也不下10人。杀的人多了,鲜血在帐前流成小河,他却谈笑自若,就像没发生任何事情。
  战斗打响时,他先命令300人冲锋,若冲破敌军防线便罢了;如果不能攻破敌军阵地而败退回来,则不问缘由全部斩首。然后,再命令两三百人发起进攻,不胜则照杀不误。将士们受此恐吓,对他极其敬畏,作战时都抱着必死之心,所以作战非常勇敢,没有一个人后退。
  杨素当时正受宠幸,隋文帝对他言听计从,所以跟随杨素征战的将士,都能微功必录。而其他的将军作战虽然有大功,但都被一些文官掩盖了。所以杨素虽严厉凶狠,但将士对他极其尊重,所以战无不胜。
  在现代也不缺乏这种例证。二战时德国进攻苏联初期,苏联国防人民委员270号命令规定,所有红军官兵必须战斗到最后,但凡被敌军俘虏,无论事前是否做过抵抗,事后都将被作为叛国者惩治,连同眷属在内被送往劳改营。
  而1942年7月28日发布的227号命令,则是命令“绝不许后退一步”,官兵撤退者一律处死。不仅如此,苏联士兵如果看到自己的战友准备逃跑或向敌人投降而没有马上向他们开火,也会被判有罪。
  根据有关统计,在整个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苏联内务部队NKVD总共处决了13500名军官和士兵,罪名是叛国!但也许正因如此,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为血腥和规模最大的战役之一,斯大林格勒战役才成为苏军转败为胜的主要转折点。
  无独有偶,在苏军对面的阵地上也在执行着同样的命令。根据德国著名作家海因里希·伯尔的记载,在二战的最后关头,纳粹党卫军头目希姆莱曾下达过这样的命令:一个士兵在“远离炮火”处碰到另外一个士兵,便可就地处决他。这样,每一个德国兵便成了另外一个德国兵的潜在审判者,数以万计的处决在各地发生了。在和盟军拼杀的同时,德国兵也自相残杀起来。
  实际上,杨素以及二战时期苏德两支军队的这种策略,可以追溯到古罗马军队对进攻中的落后者处以死刑的规定。按照这个规定,军队排成直线向前推进的时候,任何士兵,只要发现自己身边的士兵开始落后,就要立即处死这个临阵脱逃者。为使这个规定显得可信,未能处死临阵脱逃者的士兵同样会被判处死刑。尽管罗马士兵都宁可向前冲锋陷阵,也不愿意捉拿一个临阵脱逃者,但这么一来,他却不得不那么做,否则就有可能赔上自己的性命。
  这一策略精神,直到今天仍然存在于西点军校的荣誉准则之中。该校的考试无人监考,作弊属于重大过失,作弊者会被立即开除。不过,由于学生们不愿意告发自己的同学。学校规定,发现作弊而未能及时告发同样违反荣誉准则,这一违规行为同样会导致开除。这样,一旦发现有人违反荣誉准则,学生们就会举报,因为他们不想由于自己保持缄默而受到违规者的牵连。
  虽然每个人在独立行事的时候都有可能显得弱不禁风,但其他人常常可以帮助我们立下可信的承诺。有时候,团队合作可以超出社会压力的范畴,通过运用一个强有力的策略,迫使我们遵守自己的许诺。这就给了我们一个社交中的启示:重视利用圈子来解决问题,把与对手的博弈变成多边的。
  圈子,在当今中国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文化。尽管世界很大,我们走上社会以后,经过几年就会建立起一个相对固定的交往圈子,所处的地域、行业、阶层、亲朋好友等共同构成了这个圈子,圈子就是基本的社会关系。无论在哪个领域、哪个地方,都存在着各式各样的圈子。圈中的人互相提携,互相帮助,而不同圈子的人之间则彼此排斥和攻击。从这个角度来看,圈子似乎是弊大于利。
  但圈子的出现,实际上就是把彼此之间的双边关系,放进了多边关系中来考虑。一个社交圈子当中强有力的监督和惩罚体系,会迫使每个人更愿意遵守道德(社会的或者圈子的)。因为他一旦违背,他身边的人就会马上惩罚他。圈子中的每一个人,为了共同的利益都会充当惩罚者。
  一个萍水相逢的人可能会骗走你的1000元钱,但是在一个圈子中,名声和信誉是跟长期利益直接挂钩的。某个圈中人如果骗了你1000元,也就意味着他会受到一群人不会再借钱给他的惩罚,因而他一定会仔细掂量。
  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曾经在论述“乡村社会的信誉机制”时,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在一个古老的乡村,张三向李四借了10块钱,他们之间无需书面的合同或借据,甚至没有说清还款的日期。但李四并不担心张三会赖账,因为,如果张三真的不还钱的话,李四就会把此事张扬给全村,张三就不可能再借到钱了。为了能继续借到钱,张三一定会信守承诺按时还钱。这就是“好借好还,再借不难”。退一步说,即使张三并不打算继续借钱,他也要担心坏了名声,做人就难了,自己再遇到困难就没人来帮忙了。所以,李四认为张三的承诺是可信的。
  在一个圈子中,名声和信誉非常重要。这其实是一种用道德约束来实现的“人质困境”,不过对大家都有好处。进一步的启示是:在交际中,将新朋友介绍给老朋友认识,是一个十分有效的策略,因为这能使彼此间的承诺与威胁更为有力,因而关系也就更为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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