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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限制国家在外交中的“欺骗”行为?(2)

时间:2017-07-27 06:59来源:网络整理 作者:采集侠 点击:

  

第四类限制来自于国内因素。如果一国公开提出主张或做出承诺,可又不采取相应的行动,那么就会触犯国内民意,或至少决策者害怕民意的反弹。当出台的政策广受欢迎,而且人民希望本国政府对别国政府和本国人民都诚实时,情况尤其如此。最后一点在民主国家中特别重要。因为虽然这些国家的人民不会反对政府欺骗别国,但他们的确会反对政府欺骗国内民众。在当今这个时代,做到欺骗他国的同时不欺骗国内民众非常困难,虽然不是不可能做到。同样,政府的一部分可能反对另一部分搞欺骗,就像国会对进出口银行资助向不发达国家出口武器一事被泄露时的反应一样,因为国会或国会相关委员会并不知情。

然而,从对于未能兑现承诺或食言而肥的失望中区分出对政策的反对是很困难的。一项政策可能不受欢迎,尽管它与此前的信号有关联。比如,那些认为美国政府应当强力保护和支持以色列的人会批评决策者没有执行这样一种政策。如果决策者不但未能在某个冲突中支持以色列,而且做的事还违背了此前的信号,那么攻击政府的人很可能只比完全反政府的人多一点而已。反对一项政策的主旨与反对某个行动与以前的保证相悖,如果二者不能被区分的话,就会破坏西奥多·罗威(Theodore Lowi)的观点,即许多国会议员反对杜鲁门向欧洲派兵的决定是因为他们认为行政当局以前没有向国会讲出真实的意图。可就算行政当局从一开始就承认很可能向海外派兵,这种反对也不会减少,罗威并没有考虑这一点。

当最细心的公众也很难判断政府的行动是否与之发出的信号协调一致时,政府就不那么害怕国内对搞欺骗的反对了。当形势令人迷惑不解和信号有点模糊时,国内听众就不能轻易地区分什么是国家保证要做的和什么是国家实际上已经做的。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人就往往会从领导人对形势的界定来判断国家是否撒谎。

如果一项已出台的政策,即使不会马上广受欢迎,也会逐渐获得大量的政治支持,部分原因可能在于官方的鼓励,这时国内限制的第二个方面就开始发挥作用。决策者可能被迫在行动上与该政策保持一致,而不是进行计划好的欺骗,这一立场会在政府内部和一般公众中得到足够的支持。

一个相关的机制会因决策者的信号而起作用,从而导致公众相信双方会达成某种协议。如果这个预测没实现,公众可能会把领导人赶下台。如果决策者和对方都知道这一点,那么前者往往会按信号行事,而后者往往会相信信号。劳方谈判代表向工会领导人承诺会达成某个协议,这样就能借助这个过程来加强自己的谈判地位。

第三,如果政府内仅有一个小团体知道已经定好的欺骗计划,那问题就在于国家对外政策制定机构中那些不知情的部门会非常热心地执行已经公布的政策,并导致这一政策难以改变。大量的官员,就像大量的公众一样,会从大众媒体中得到政策的概况。普通官员通常假定决策者在公开场合说的东西代表或接近于他们真实的偏好并会据此行事。因此,会有太多相互关联的承诺出现,或者对官僚机构士气的损害可能大到使欺骗行动无法执行的程度。正如菲利普·塞尔兹尼克所示,在极端案例中,一个组织的政策目标被注入了情感因素,而任务开始与组织的身份绑定,因此最高决策者的灵活性会受到限制。

当最高决策者自己也不确定是否会根据发出的信号来行事时,这一现象就变得非常重要了。这时官僚机构做出各种各样的小决定并提供日常信息,日积月累后就会塑造领导层对形势的定义。如果领导人没有完全认清形势,他们就会发现相信自己起初就宣布的政策是明智的,而当时他们还怀疑自己是否会执行这一政策。这一限制就像安塞姆·施特劳斯(Anselm Strauss)所指出的人际关系中的力量一样。“当你在没有强烈的身份认同情况下行动时,[你会]……发现别人认为你言行合一,你的行为真的‘代表你’。”

如何限制国家在外交中的“欺骗”行为?

认知不调机制可能会稍微增加一点压力。就是说,决策者自愿和反复重申某项政策会与其不愿执行这一政策出现不一致,而他们会通过更喜欢这一政策来减少不一致性。当上报信息的下属认为这些信息与领导的政策和意图相一致时,第四种国内限制就出现了。因此如果官僚机构相信某个信号是真的,那么它给决策者传递的信息就更容易支持该信号所暗示的政策。如果发信号的国家实力较强,这一效应就会加重,因为其他国家会选择缓和自己的不同意见,以寄望于别国来承担反对强国的责任。因此强国的决策者可能会接收到相关信息,暗示它的信号收到良好的反馈,而其实不然。

当信号被当作探针和触须来评估(决策者认为仅是有条件的和试探性的)政策的成本和收益时,这一过程会产生大量的问题。美国对多边武装力量政策的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约翰逊总统希望能确定欧洲国家在这一计划中的利益,但他的下属,以及欧洲决策者通过他的下属把他的倡议理解为美国要执行这一政策。结果,他们夸大了自己对这一倡议的赞成程度。

第三、四类限制与前两类和第五类的不同点在于它们使最初旨在误导对方的信号变得更能准确地表明该国未来的行为。这些信号旨在欺骗,但它们改变世界以致于使自己变得准确了。这两类限制并不能降低行为体发出它认为是欺骗的信号的可能性。

用信号显示名声

第五类和最重要的一类限制来自于不成功的欺骗所导致的成本。如果一个行为体在欺骗时被发现,那它下次就不太可能得到信任了。得到别国的信任符合一国的利益,而且在某个给定的形势下是否得到信任的一个重要决定性因素是它有讲真话和言行一致的名声。一个行为体发出准确信号的声誉只是它总体声誉和形象的一部分。一个行为体可能被认为不愿意冒很大的风险,并且几乎总是根据信号来行事。或者它被认为既是一个撒谎者也是一个甘冒很大风险的国家。或者它被认为发出了准确的信号但攻击性很强。然而,决策者可能把撒谎当作其他特征的标志,而且其他特征可能被当作国家是否撒谎的标志。因此,国家发出准确信号的声誉不是完全独立于其形象的其他部分。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在这里无法考虑。

为了行文简洁,我们使用声誉一词只是表示发出准确信号的声誉。进而言之,当决策者个人发信号的声誉在某种程度上独立于该国的声誉时,我们不应把两者分开考虑。部分出于这个原因,国家甚少公开表明意图。它们不仅不想公开自己的计划与目标,而且还不想在冒着被人视为撒谎者的风险下改变政策,否则代价就是在未来得不到别国的信任。由于其他对撒谎的限制看起来不那么有效,而且也不被认为有效,认知者对信号准确性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赖于其对行为体诚实度的判断,这就增加了行为体诚实度名声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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