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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限制国家在外交中的“欺骗”行为?

时间:2017-07-27 06:59来源:网络整理 作者:采集侠 点击:

  

国家发信号和对信号表示关注这一事实表明,政治家感到信号容易提供真实而非虚假的信息。如果一个行为体通过发信号表明自己有意做某事,这一行为总体上增加了别国认为它要做某事的可能性。信号因此必须提供某个证据来说明行为体将如何行动。换句话说,必须对说谎有所克制,要有让行为体发出准确信号的压力。

道德上的限制

决策者可能感到谎言或至少某种形式的谎言是不能说的,就算说谎能占到便宜也不行,因为有道德上的限制。当国际冲突中的利差程度比较低,以及决策者感到有必要对对方决策者保持忠诚的话,道德限制最有力量。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团结一致的有效性部分取决于总体精神气质,以及决策者看重诚实的程度。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行为体就继续说谎,并仍然可在国际政治家群体中维持良好的身份。因此,道德在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比其后的时代对撒谎的限制作用更大。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对有关国际政治各个方面的道德重要性的更加综合性的问题都有论述。

国际体系中的利害关切

对撒谎的第二种限制不像道德那么直接。它与一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利害关切有关系。一国可以就特定体系中使用信号时所包含的诚实和欺骗程度做出粗略的说明。比如,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认为,在以个体契约为基础的经济体系中,最初的信号和后来的行为之间关系不紧密,而在以公开、确定价格为主的现代体系中,情况就不是这样了。

通过私人交流得知。如果欺骗的程度过高,那么复杂体系就很难生存。体系稳定性部分依赖于预测其他行为体行为的能力。当然在国际关系中,信号只是预测的基础之一,因此完全不信任它们并不意味着不可预测。但是,信号非常有助于预测,因为国家通常会发现让别国相信自己会以某种给定的方式行动是很重要的,而且如果缺少或不愿使用手段来向别国证明自己的政策是什么,那么它就得依靠信号。这对所有国家在某个时刻都是如此。因此它们在信号体系的集体诚实度方面都有共同的利害关切。没有哪个国家希望看到信号体系降格为无用之物,当然那些有意彻底、立刻推翻国际体系的国家可能除外。但在另一方面,经常撒谎显然符合国家利益。

如何限制国家在外交中的“欺骗”行为?

《信号与欺骗:国际关系中的形象逻辑》,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著,徐进译。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国家有三个目标是内部难以调和的。它们希望有能力让别国相信,当自己的确有意以某种给定的方式行动时,就可以这样行动;当一种印象具有误导性时,国家希望能够传递这样的印象;当其他使用相同工具和技术的国家发出带有真实意图的信号或进行欺骗时,它们希望能够把这件事讲出来。国家希望想骗谁就骗谁,但不希望被骗。所以正如国家在几乎任何特定的国际形势中都有共同和冲突的利益一样,它们在维持信号体系方面也有共同和冲突的利益。如果有太多的国家经常欺骗,那么这个体系就会被降格(比如它只能携带较少的信息)或被摧毁,但国家在任何形势下都经常因受到压力而通过虚张声势获益。

如果国际社会中的行为体总数非常少,以至于当有国家经常进行欺骗就会危及信号的总体可信性时,维持体系的想法是对欺骗行为相当直接的限制。当国家数量增加时,限制就不那么直接了。下面这个例子就是赫尔曼·卡恩(Herman Kahn)所说的“体系议价”(systems bargaining),它发生在如果每个体系成员都遵守某些规则,那么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体系成员的境况都会处在更好的情形中。这些情形的一个特点是,虽然这些规则遭到破坏会使所有成员的境况都变差,但个别成员会因此获得极大的收益,前提条件是大多数成员不是规则的破坏者。

这个悖论并不只在国际互动中发生,而是只要某种好处的收益不能分割时就会出现,但获得这种好处的成本由个体承担,而且获得好处的几率不会受到任何行为体的行为的严重影响。比如,安东尼·唐斯(Anthony Downs)指出,两个看似矛盾的假设会得出[关于民主国家中的公民理性的]相同的事实:(1)理性的公民希望民主制度运作良好以便获益,而当公民见多识广时,民主制度将会运作得最好。(2)公民个人见多识广是非理性的[因为他见多识广与否不会对他的收益产生可以察觉的影响]。这里……个体的目标与个体聚集为社会集体成员所寻求的目标相矛盾。

因此,这里的支付结构有几分类似于博弈中的囚徒困境。不管一个囚徒做什么,坦白都符合另一个囚徒的利益。如果他们俩都坦白,结果两人的境况就会比他们都保持沉默更差。

如果行为体看重这个体系,看重长期利益而不是短期利益,拥有更多的共同利益而不是冲突利益,那么维持国际体系的意愿和让体系具有更多的可预测信息将变得更加重要。这些条件出现在大多数的劳资谈判中。一名职业调解员爱德华·彼得斯(Edward Peters)强调不履行诺言(他称之为“坏信用”)给双方带来的成本。他严厉批评有人使用这一战术,说“各方都知道并接受的关于好信用的一个基本标准就包含在这条铁律中:保持你的交流渠道的神圣性……错误使用[信号]是不可原谅的犯罪”。

如何限制国家在外交中的“欺骗”行为?

著名的俄罗斯军事领导人A.V.苏沃洛夫(A.V. Suvorov)元帅过去经常惯于欺骗敌人

改变国际环境

第三种限制产生于这样一个事实:一国的信号就算是欺骗性的,也可能表明该国将如何行动,因为它们改变了国际环境。如果其他国家信任这些信号,那么它们就会以这种方式行动来改变体系的权力分配,并根据信号来使新的权力分配符合本国的利益。比如,A国公开向B国示好,向C国显示敌意,但它实际上是希望私下里说服C国来与其合伙反对B国。然而,如果C国相信公开的信号,那么A就会发现与B国结盟符合它的利益。或者如果A国声明将保护B国而反对C国,就算这个声明是虚张声势,但要是导致大量国家与A国结盟的话,A国就能保护B国了。这可能是有点古怪的自我实现的预言,因为发信号的国家原来并不相信这个预言。当然,预言既可以是自我否认的,也可能是自我实现的,而一国对信号的反应可能改变国际环境,使发信号者更不可能按信号的要求行动。

内部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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