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华芳：思想的盛宴：2007年上半年经济类书籍回顾（上）

书籍出版的速度大大超过了个人阅读的极限，即便是仅仅关注一个领域，自觉的分工也赶不上出版的步伐，一个领域内的著作铺天盖地朝你涌来，难免有“学海无涯有舟难行”的感叹。回顾这半年来的书市，单是经济领域内的著作就已卷帙浩繁，下面的回顾也只是个人自觉分工进而专业化的一个结果，视角不可避免带有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希望能与方家相互交换意见，以市场机制促成“思想的盛宴”。

不断锤炼经济学思想

——思想史的回眸

经济学发展至今，被誉为“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得益于其清晰的逻辑推理，也正是这一点使她最接近自然科学，而变成一门“知识累积性”的学问。所谓“知识累积性”则意味着前提假设逻辑框架符合两个条件，一是假设尽可能为“真”或者其抽象化之后能概括一般特质，二是逻辑可以用数学表达因而精密一致。尽管对作为研究人类行为的经济学而言，两个条件的满足情况都不理想，但经济学的研究至少已经表明了不断逼近这两个条件的姿态。

而在过去的半年里，通过对经济思想史上的回眸，经济学自身也表现出反思姿态，以寻回那些“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包括被忽略的思想家及其思想。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于3月份推出了亨特的《经济思想史——一种批判性的视角》，尽管批判视角几乎是所有经济学思想史的写作者都会秉承的态度，但实际上这与其说是批判，不如说是恨铁不成钢之后不如自己捉刀修补的一种做法，正如伟大的熊彼特写《经济分析史》一样，亨特也不例外。而赵迺抟所著的《欧美经济学史》，尽管被多数人仰望，但恐怕细心的读者已经发现此书的材料较老，在思想脉络的编排梳理上，创见也不多。当然从经济思想的发展来为经济学寻求牢固的根基，以抵抗来自各个方面的攻击，或许是不断重写经济思想史的意义所在了。

除了这种做法之外，在经济学内部，也有不同流派经济思想之间的竞争，同门比武意在精益求精。耳熟能详的是以弗里德曼与哈耶克为首的自由主义学派同凯恩斯的政府干预学派之间的竞争，双方各有胜负。但是即便在自由主义内部，芝加哥学派与奥地利学派之间的关系也不是铁板一块，双方更像是金庸笔下的华山派“剑宗”和“气宗”的关系，既相互促进又相互竞争思想市场。史库森的《朋友还是对手》梳理了芝加哥学派与奥地利学派的分歧所在，尤其是对于“货币”这样一个在经济学里举足轻重的概念的分歧，导致双方在宏观经济学的不少问题上都有不小的差异。但揭示这种差异背后的企图是完善当下的框架，这对于自认为属于奥地利学派的史库森而言，是不小的挑战。在这本书中，他并没有完成这一任务。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的中文翻译极其糟糕。例如页31，哈耶克从来没有写过一本书叫做《法律、自由与管制》，任何人都不会把legislation，翻译成“管制”，更何况是经济学博士。而且作为研究理论经济学的博士，把哈耶克《致命的自负》翻译成《注定是幻想》，让人不管是从情感上，还是从学理上，都是无法接受的。页73，Tragedyof the commons，被译成“贫民悲剧”，这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悲剧。通译为“公地悲剧”。页198，弗里德曼的“教育券”（schoolvouchers）思想是不应该被译成“教育援助计划”的。篇幅有限，仅举三例，但足以看出译者的态度不端。

延续了近年来对古典经济学家的不断挖掘，例如去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曾出版罗卫东的《情感 秩序美德》探究亚当·斯密的伦理学思想，成为“国际斯密复兴运动”中的重要作品。2007年6月，华夏出版社又推出了《约翰·穆勒自传》。穆勒是19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古典自由主义者之一，同时也是声名卓越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除了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之外，穆勒最为出名的是两本鸿篇巨制《论自由》和《功利主义》，这两本著作深刻影响了后来的经济学家。而《约翰·穆勒自传》是穆勒的最后一本著作，而且附有“未曾出版的演说稿”，其中最重要的一篇我认为是《知识的用处》。这本穆勒自传对于了解穆勒的生平思想而言，固然十分重要；同时对于整个经济思想史来说，也不无助益。同时正可以通过这种不断累积的过程，来完善整个经济学体系。并且穆勒在第五章《成长中的危机与进步》中充满勇气的形象堪为后世经济学者的楷模。

——新领域的拓展

除了回归古典，对思想史进行回眸之外，前沿领域的拓展也不可忽视。因为这可能是经济学未来发展的方向。近年来经济学的发展除了在数学工具上的拓展，例如博弈论的发展，以完善逻辑上所需要的工具之外，对经济学方法论的主要反思是个体主义是否依然可行？“经济人”假设是不是依然可以用来描述一般化的人类行为？理性的基础又是什么？

博弈论方面，华夏出版社出版了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马斯·谢林的《选择与结果》，事实上这本书的重要性并不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去年出版的《微观动机与人类行为》，《选择与结果》作为谢林思想的一个更为普及的版本，倒也真正是应了谢林在书中阐述的“人以群分”的思想。谢林的博弈思想尽管非常深刻，语言却是简洁活泼对于一般性的了解而言，是不错的选择。

当然博弈论发展这么多年，已经取得了令人惊讶的成就。世纪高教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鲁宾斯坦微观经济学讲义》，就是一本份量很重的讲稿。鲁宾斯坦（ArielRubinstein）是特拉维夫大学和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目前是国际上最受尊重的经济学家之一，他的博弈论和有限理性研究极其出色。他的《有限理性建模》一书2005年已经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其中修正了经济人的完全理性假设，继承了西蒙关于有限理性的研究思路，并且以有限理性假设出发，重新建立了整个微观经济学的叙述体系。而在这本《鲁宾斯坦微观经济学讲义》中，就是以有限理性的经济人出发，既有对传统模型切中肯綮的批评，也有自己独到的创见。顺便提一下，这本讲义已经在特拉维夫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纽约大学的研究生中使用了15年之久了，已经过无数优秀的头脑的检阅，是上乘之作了。

从有限理性到行为经济学，这是一脉相承的。而上半年行为经济学领域最重要的作品当属行为经济学开山鼻祖理查德·泰勒的《赢者的诅咒——经济生活中的悖论与反常现象》。与科斯认为“经济生活中的悖论和反常现象”不过是由于具体的约束条件限制而造成的、所以重要的是研究真实世界的具体约束条件的做法不同，泰勒认为一两个悖论或许还符合科斯说的局限条件的问题，但如果有很多悖论，那可能需要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泰勒是经济学与心理学交叉领域的开疆辟土者，把经济学分析扩展到了心理学领域，当然更确切的说法或许是在经济分析中重新引入了心理学基础。在《赢者的诅咒》这本既有趣又意义深刻的书中，泰勒开启了这种新范式的大门。

实际上，对理性假设偶有的质疑，也迅速淹没在满世界使用这种简便分析方法的潮流之中。但泰勒了解芝加哥学派，知道其问题所在。并且发起冲击的方式也相当主流，有点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味道，也更容易“一石激起千层浪”。例如对于新古典经济学坚守的“理性人”假设，泰勒通过最后通牒博弈的实验结果表明，理性假说并不是那么可靠的。例如，当陌生人或熟人之间分配一笔财富时，例如甲乙两个人分100美元，当甲的提议被乙拒绝时两人什么都得不到，如果乙接受就按照甲的方案来分配。按照理性假设，甲可以提出99比1的方案，因为对乙而言，1也比没有好。但是99比1的方案无一例外被拒绝了。事实上，为了“公平”起见，甲通常不会提出99比1这样的方案，而是会在60比40或者50比50这些方案中徘徊。也就是说，最后通牒博弈实验证实了人们并不是完全考虑经济效率而不顾社会公平。泰勒正是通过从心理学上寻求经济学悖论的解释，从而开创了一个“新的范式”——行为经济学。

泰勒的合作者卡尼曼在2001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使得行为经济学登堂入室，成为主流的一个分支。而另外一些研究者在卡尼曼以及同时获奖的弗农·史密斯工作的基础上，更深入一步，试图在行为经济学的心理学基础上再往前推进，进入到决策心理的生理学基础。当然这一方面得益于科学的发展，另外一方面也得益于经济学家在各自的道路上孜孜不倦。由保罗·格林切尔等著的论文集《神经元经济学：实证与挑战》一书就是上述两方面结合的产物。格林切尔等人借助现代脑科学的发展，发现人们在最后通牒博弈中脑部的反应区域不同，考虑公平的决策和纯粹出于理性的决策区域也不一致，这有可能揭示人们决策的真实情况。

尽管这一方向上的研究处于刚刚起步阶段，但这一设想如果得到证实，那么将会重构经济学和博弈理论，由此就有可能完成鲍尔斯在其新著《微观经济学——行为，制度和演化》中的雄心。在萨缪尔森之后，马歇尔的局部均衡分析就变成了一种特例。也就是说，萨缪尔森将经济学分析的范围大大扩展了。整合了阿罗——德布鲁范式之后，新古典经济学将一般均衡作为基础，而不再是马歇尔的“剪刀模式”（马歇尔将供给与需求的分析画成简单的交叉线，形成剪刀的模样）了。而在鲍尔斯之后，新古典经济学也只是整个经济学中的一个特例，这意味着，将演化的视角引入到经济学分析中后，新古典的一般均衡只是演化视角下的一个特例。尽管这一切尚未完成，但展现的前景振奋人心。

逐渐推进经济学研究

事实上，目前的经济学书籍的出版也分成较为清晰的路径，除了在方法论上不断锤炼之外，在应用上开疆辟土也毫不逊色。森的《生活水准》由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既是对亚当·斯密“体面生活”的现代回应，也是森基于一贯对“贫困与不平等”的研究得出的自然结论。生活水准到底有一些什么标准，其中重要的是周围的人的生活水平将决定你的生活标准是什么，正如斯密所说“邻人的穿着决定你的穿着”。森的拓展在于把能力视角引入到分析中来，认为不管生活水准到底如何，关键是人的能力要拓展。这也是森对《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思考的延续。

而赫尔普曼则在传统的经济增长领域数年磨一剑，推出了中译本《经济增长的秘密》。传统的对经济增长的解释总绕不开索罗，就像学哲学绕不开康德一样。索罗开创了经典的经济增长模型，把传统的生产要素——土地、资本和劳动力——当成影响经济增长的变量。在土地既定的条件下，索罗认为经济增长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劳动力）积累的结果。索罗模型的一个问题是即使资本积累能解释经济增长的大部分，还是有一部分余值无法解释。这就是所谓的“索罗余值”。在“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和索罗余值的夹击之下，索罗模型还能成立吗？赫尔普曼认为资本积累实际上要考察技术进步的作用，两者的关系密不可分。技术进步能导致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而不只是资本的积累。所以增长理论应该更关注技术进步。卢卡斯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而且把技术进步的问题推进到人力资本积累的外部性和知识积累的外部效应。后来，罗默综合了这些观点，改变了增长理论的方向，开创了所谓的“新增长理论”。经济学家开始把注意力从资本积累转到知识和创新上来，这也是解释“索罗余值”的重要因素。赫尔普曼以言简意赅出名，在这本加起来不到150页的小册子中，所涵盖的领域之广、程度之深，令人叹为观止。从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知识创新、开放贸易、收入分配和制度变迁等各个角度切入，研究这些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赫尔普曼为我们揭开了“经济增长的秘密”。

实际上不管是从森的研究出发，还是从赫尔普曼的研究来看，两人的研究都隐含着如何对待政府角色的问题。自从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关于政府也是经济人的思想提出以来，把官员当成理性人的研究也不断面世。这些都说明了经济学开始重新回到“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下，讨论具体社会历史条件下的问题。或者说，经济学的研究从来未能摆脱马克思的影响。佩尔森和塔贝里尼结合了传统的宏观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以及政治学中的理性选择学派的观点，综合了三种方法，提出从理性的公民个人角度出发，他们会对经济结果的偏好产生影响，进而导致对经济政策的偏好。但官员的目标不一定与选民的偏好一致，根据公共选择理论，选民与政治家之间的代理关系会存在问题。那么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佩尔森等在《政治经济学》一书中认为必须要依靠制度来保证政策产生和选举政治家的程序。如此一来，就构建了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

除了宏观领域的发展外，在微观经济学领域，2007年最出彩的是企业理论。威廉姆森和西德尼·温特主编的《企业的性质——起源、演变和发展》一书是对科斯“企业的性质”最为全面和系统的回顾，并且在此基础上还有拓展。在科斯的经典论文“企业的性质”发表50周年的时候，威廉姆森和温特在耶鲁大学举办了一次纪念会议，这本书就是当时的会议论文集。事实上，企业的性质不仅启示了对于企业的研究，也启示了经济学家对各种组织的研究。

不过彭罗斯与科斯意见不同。正如彭罗斯在《企业成长理论》中展示的那样，科斯并没有在文章中定义“什么是企业”，而更多是在讨论“企业可以节省市场的交易费用”与“管理企业需要的管理费用”之间的权衡。而对彭罗斯来说，这并不是重点所在。企业一直就是作为一种管理组织而存在的。而且企业不是僵化的，企业研究也不是边界确定之后就完事了。企业就像是有机体一样会成长，尽管其成长并不一定表现为产量增加之类的业绩。实际上早在1959年，彭罗斯发表《企业成长理论》的第一版时，就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其后她不断完善“企业成长理论”。这一理论的核心观点被概括为：企业是建立在一个管理性框架内的各类资源的集合体，企业的成长则“主要取决于能否更为有效地利用现有资源”。从资源有效利用的角度看，企业的成长就是不断挖掘未利用资源的过程。认真思考彭罗斯的“企业成长理论”的意义，不难发现，彭罗斯解释的是什么在决定“边际上的管理费用”，答案是“内部的管理结构”。这正是企业不同于市场之处，“内部”才决定了企业能否有效利用还“未利用的资源”，同时也限制了企业能在何种程度上有效利用资源。这为我们重新认识企业提供了一种选择，在经济学而言，多一种选择是好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