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文章是2004年10月份，证监会向全国征求股改意见时写的，本人是力求从股票市场的内在规律和哲理来阐述的，其中对美国高度虚拟化的资本市场表示了担忧。我的专业是非经济类，其中的常识性错误一定不少，请您谅解。
在我的博客中发表此文的目的是希望得到广大网友的支持，把这篇不成熟的文章完善起来，衷心希望您能阅读它、修改它，发表您的高见。
寄托一个希望：希望在您的修改下，逐步完善起来的《发展具有中国特色股票市场的设想》，能给予当权的决策者提供一个逐步完善中国证券市场的蓝本，从而大大降低当前广大股民的生存成本。
感谢您的参与。
第六节 全流通市场假定分析
市场全流通的意义是什么呢？让我们从股东与股民的内在联系来分析：首先从股东的角度来分析，在全流通规则下，就是让股东亨有股民的权利，投资股可以在二级市场上流通。那么股东的股份不但具有了投资的性质――是指处于实体经济中的投资（财富创造）；而且同时具有了投机的性质――是指处于虚拟经济中的投机（股票买卖）。其次从股民的角度来分析，在全流通规则下，股民享有股东的权利，可以对上市公司的经营发表意见参与决策，由于股民持有股份很少，其代表的权力极小，又由于股民是分散的公众投机者，这一权利股民在全流通前就享有，因此在全流通市场中股民没有增加权利。通过内在联系的分析，全流通环境下就会出现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 全流通市场导致代理与被代理的关系混乱。股东是代理者，股民是被代理者，全流通的市场环境否认了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模糊了两者之间的权利与责任。
第二、 文化背景的差异，导致全流通市场的困境。欧美国家是法理市场，中国是情理市场。因为欧美国家是以个人主义为特征，强调个体的主动性和对个人目标的争取的法治市场环境，在传播中以语言为特征。中国以人际关系理念为特征，注重整体性和统一性的情理市场环境，在传播中以沉默为特征。另外市场基础不同，欧美国家是私有制机制历史悠久，中国在新中国成立前是官商经济，新中国成立后是公有制经济。市场背景差异很大。
第三、 投资股的持有者（股东）同时具备了在两种环境下生存的角色：一是实体资本的经营者；一是虚拟资本的价格投机者。对这两种角色上市公司及其管理者均非常欢迎，它们好像两栖动物，左右逢源。正如郎咸平在《操纵》一书中所认为的：“低透明度的集团结构使小股东及分析员难于发现其控股股东，更不可能去确认或问责它们的内部交易。而且通过委托人户口及与其他大股东的不透明联系，更加强了集团内部剥削小股东的机会。如果我们承认亚洲价值或裙带资本主义塑造了亚洲的经济奇迹，因此随之而来的剥削市场参与者就是一个‘必然’……所谓‘必然’将无可避免地造成财富向富人倾斜，加大贫富差距，造成社会不稳定。” 流通股股东，只对股票市场的股价关心，只对股票的股息关心，而对公司的经营过程根本不关心，而且也没有能力关心。目前的市场规则，名义上是让投机者成为公司的股东，实际上是一种虚幻的诱导与欺骗，因为现实中的股民，既没有办法也没有能力行使股东权力，市场规则赋予了股民一种既不愿意又无能力行使的权力，这显得有些荒谬，还不如让股民放弃这一虚幻的股东权力，换来法律的现实的保障。
第四、 全流通市场将促使公司由创造利润向管理利润转变。由于信息的非对称性，当法人股与公众股可以混为一体在股市上流通时，由于持有法人股的股东亲身经营着企业，客观上具有对自身公司股票的信息完全和相对理性的投机行为，而投机者客观上存在信息不完全、不对称以及投机行为的有限理性。上市公司的股价往往是波动的，客观上存在错误定价现象。从理性的角度来看：当公司股价低估时，股民面对亏损的股票情绪沮丧、信心丧失倾向于卖出股票，股东或实际管理者则倾向于收购流通股。而当公司股价高估时，管理者倾向于配发新股（募资）以及卖出部分流通股（套现），其结果是上市公司就可以从股民的交易弱势中获得巨大收益。在全流通规则下，让社会公众中的股民与上市公司及其管理者（股东）在股票市场上博弈是一个完全不对称的博弈场所。这种全流通规则本身就不公平、不公正。
第五、 在全流通规则下，公司及其管理者发现在股票市场上有更便利、更直接的利益可以谋取，这会促使公司及其管理者倾向操纵信息，财务造假。公司在这样有巨大利益诱导的博弈过程中，公司的信息披露很难做到诚实信用，即上市公司诚信难以保证。“如果有300%的利润，人们宁愿冒上绞架的风险。”（马克思）如当前的毒品贩子就是例证。甚至当前市场是委托理财的行为也是不对的，正如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副所长赵锡军所说：“一些上市公司的行为变异已使整个市场走入了恶性循环，上市公司本来是做实业产品的，但做产品很辛苦，于是纷纷改做金融投资了，委托理财也就这样流行起来了，这是一种资源的错误使用。”
第六、 造成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加剧两极分化。在信息非对称以及诚信难以保证的市场环境中，依照博弈论原理，公众财富将逐步被管理者收敛（这是一种显失公平的交易过程）。
第七、 违背了“风险分担、利益共享”的原则。当公司管理者（股东）经营陷入困境时，就容易导致“风险转嫁”，它转嫁的对象必将是公众股股民，而经营者（股东）往往能安全脱身。因此，股票市场成了公司管理者（股东）最理想的转嫁风险的场所。也就是说：成功时利益被股东享有，失败时痛苦由股民承担。如，意大利乳品业巨头帕玛拉特公司的财务丑闻曝光后，案件关键人物、帕玛拉特创始人卡利斯托·坦齐已潜逃。
第八、 促进信用扩张，加大经营风险。在全流通市场中，高速成长的公司必然包含着高风险。因为，高速成长的企业的股票价格必然快速上涨，高企的股价为企业募集资金提供了便利：一是高价配股，二是高市值银行融资。这一机制导致信用成倍放大，且公司的管理者也会倾向于把授信额度用到极限，而给企业在不确定风险的市场中埋下了祸根，但真正的受害者是股民。如新疆德隆公司。在投资股与投机股分离的状态下，就会有效地抑制融资规模，也不会因股票市场价格的波动而带来资金链断裂的隐患。
第九、 全流通市场中，大大增强了金融危机的传导性，其纽带就是股价。在金融风险越来越高的现代企业经营环境中，经营越是面临困境，管理者就越倾向于把授信资源用到极限，当股票价格突然下跌而资金链断裂时，因企业间存在各种各样的联系而导致相关企业股价下跌，这样金融风险就将逐渐扩散、深化。
第十、 全流通不适应当今时代。经过科技三次革命，目前是电子计算机及其网络技术大量应用的时代，远非亚当•斯密的第一次科技革命（工业革命）时代。当现代科技与现代金融结合后，将给单个个体（投资者）带来巨大的金融力量。根据马态效应原理：成，则个体获利巨大，大量弱势股民资金被掠夺；败，则伤及市场，民众与国家受害。
第十一、 法人股不流通是中国的优势。A股市场上“三无概念股”并没有创造出更多的价值。四年来，中国证券市场综合指数下跌近50%，而GDP8%以上的高速增长没有受到拖累，难道不是得益于法人股的不流通吗？
通过以上分析，全流通规则下的利弊不言自明。我相信美国股市的动荡与全流通规则相关，但西方股市在全流通规则下能运行到现在，我认为肯定有其它有别于我国股票市场的规则，其法规应该是严厉的（其中必定有限制法人股流通的相关性规定），否则不可能长久存在。这种严厉的法则，只是对结构性缺陷的修补，其成本是高昂的。
第七节 观念性存在――虚拟资本与实体资本的分析
“人的行为目的是由各种各样的情感所引起的，包括欲望、激情、感情和趣味。而理性主要来源于人们用了各种各样的手段来确保自身的目的。人的行为被情感（欲望和激情）所驾驭，理性是激情的奴隶，仅仅为欲望服务。”（休谟）（1）
任何事物都有其二面性。正如水能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福利也能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一样，股票也是具有这一伟大的特性。要使水灾得到控制必须用河床来引导，要使股票交易得到控制必须用规则进行限制。
股票市场是以上市公司为脚本制造神话的地方。按照经济学原理说：价格是价值的反应。但是股票价格是全是这样，一方面它是建立在股民对上市公司未来盈利能力的预期之上，另一方面股民却根据市场的盈亏效应或者说价格波动的走势原理，把股票价格寄托在股票价格本身的预期上。股票是一种被虚化了的资产，当这种被虚化了的资产在膨胀时，股票市场就会成为在国民心中产生梦幻般的追求巨额财富的场所，那么，股票市场就由善良的神演变为罪恶的魔。
1720年英国南海公司股票泡沫危机，把整个英格兰民族都卷进去了，股价由每股130英镑上涨到1050英镑以上，又跌至12.5英镑。在巨大的利益面前人性扭曲，良心泯灭，信任危机严重，欺诈之风盛行。最后股市全面崩溃，社会危机严重，股份经济自此在英国大地推迟了一个世纪。（12）
1929年美国股灾。持续走牛的股市给全美的投机者带来了人人成为富翁的梦想。当社会民众自身积蓄用完之后，又以股本金几倍的比率从银行借钱炒股，而银行家借机生财，抬高利率。股票的上涨催生了信用，信用的膨胀吹大了股市泡沫。在这一机制下，不但社会民间积蓄耗尽，而且严重透支。而股市泡沫破灭时，巨大的灾难笼罩了全美，美国国民收入总值从1929年的880亿美元降至1932年400亿美元，大量公司、银行倒闭，经营者、银行家自杀，并且把这一危机波及到了全世界。正象滚滚长江水，它养育了你，也会毁灭你，如果你不善待它的话。（12）
1990年台湾股市的暴跌。从1986年的1000点升至1989年的12682点，上涨11.68倍。这种非理性的暴涨是政府对基金、公司等机构放纵的结果，是这些机构制造消息，煽动民众，操纵市场的杰作。虚拟的经济，总归是虚的，如果没有相应的物质财富与之对应，它的归宿是唯一的“暴跌――价值回归”。当1990年10月跌止2485点时，整体市场跌幅达80.41%。最后结果是财富向极少数人转移，大多数人财富被掠夺，贫富差别扩大，社会矛盾激化。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俄罗斯MMM投资基金事件：这是一个几乎没有实体经济与之对应的完全虚化了的股份公司，管理者通过媒体的强烈鼓动，虚构了人们的发财梦，首先被调动起来的民众，其获利效应通过他们的渲染，推动了更广大的社会民众去购买股票，在赢利效应趋使下使全国上下达到了狂热的程度。MMM投资公司由1994年初的10万卢布起家，在短短的7个月的时间内暴升至10万亿卢布，股民达到1000万之多，涉及民众四五千万人，而后演变成了一场政治危机。这是法制、规则缺位情况下酿出的苦果。（12）
以上是虚拟资本处于失控，或规则设置不当时，历史给予的沉痛教训。那么在实体经济中，是否存在非理性现象呢？同样存在。如韩国大宇集团的破产，美国安然公司的倒闭，世界上网络公司的大面积消失，我国民营企业家马胜利、牟其中，无不说明一旦公司的扩张脱离了利润增长的规道，那么扩张的规模越大，倒闭的可能性就越大。“人的行为被情感（欲望和激情）所驾驭，理性是激情的奴隶，仅仅为欲望服务。”（1）由于认知的不足，人类在自然界中从来都是渺小的、部分的，切不可以征服自然自居。在纷繁复杂的市场经济中，当我们对某一事物的内在联系没有弄清楚之前，切不可被我们的情感模糊了我们的视线，左右了我们的行动，一切需要谨慎小心，周全顾虑，方可逢凶化吉。
“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毛泽东）（6）
对虚拟资本与实体资本有了一个历史的感性的认识后，再来剖析一下二者的内在联系：
股东把募集的资金用于生产、经营或服务领域进行价值再创造，这样的资金就是实体资本，实体资本的本质是创造财富。股民根据对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分析和对红利的预期而购买的股票就是虚拟资本，虚拟资本的本质是保障资本以及对股息和资本利得的预期。
正象投资与投机的性质一样，实体资本与虚拟资本是辩证统一关系。实体资本是虚拟资本的基础，是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真实体现。虚拟资本是实体资本的外在表现，同时又是实体资本发展的推进器和润滑剂。两者相辅相成，互为促进，二者构成了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有机整体。上市公司是实体资本与虚拟资本结合的微观个体，是具体化了的基本单位。
实体资本与虚拟资本的性质及其辩证关系规定了：
一、 发展国民经济要以实体资本为主，以虚拟资本为辅。实体资本的存在与发展规定或影响着虚拟资本的存在和发展。十八世纪英国南海公司股票泡沫危机，1929年美国股灾都是颠倒了实体资本与虚拟资本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主次地位及其支配关系而产生的。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里斯•阿莱所说：“18世纪、19世纪和20世纪的所有大规模的危机都是源于过多的支付许诺及其货币化。”（17）
二、 国民经济的发展是由处于支配地位的实体资本决定的，虚拟资本仅仅是对实体资本的发展起作推进与润滑的作用，是辅助性的。实体资本创造利润，虚拟资本为实体资本提供融资保障，任何时候都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
三、 虚拟资本的发展必须以实体资本的发展为基础为参照，并与之相应证。任何背离了实体资本发展的虚拟资本都是有危害的，或在某个环节存在着问题。如我国新疆德隆公司的发展就存在三个问题：一是颠倒了实体资本与虚拟资本的关系；二是实体资本的扩展脱离了利润增长的规道；三是经济发展的客观性屈从了人的情感。
四、 实体资本提高了虚拟资本的内在价值，滋生股息。实体资本的发展都必须以物质财富或精神财富的创造为立足点，任何形式的非赢利性扩张都必须受到严格的限制。大者如阿根廷的金融危机（13），小者如韩国大宇集团的破产。
五、 虚拟资本是实体资本的补充与发展，它解决了实体资本不能解决的问题。如最广泛地调动社会闲置资金以便利、快速的方式进入企业转变为资本，积小钱办大事，优化资源配置等功能。提高了整体社会的发展效率。但是切不可让虚拟资本严重脱离实体资本，须对投资机构有严格控制。如1990年台湾股市的暴涨暴跌就是对机构操纵行为的失控。让虚拟资本的溢价空间始终处在理性的范围内，让暴利的神话在股市中消失。
六、 实体资本与虚拟资本都受到人的控制，都逃脱不了因人的认知不足和情感困扰所带来的不良后果――泡沫市场。特定时期这种泡沫的产生与发展是难以自身解决的，必须有外在的力量对其控制。这个外在的力量就是政治。只有政治是站在全体人民利益的立场上，也只有政治才是经济全局观的致高点。因此，中央政府的适时干预是预防股市泡沫的重要手段和根本保障。
七、 禁止法人股在股票市场获取资本利得，让企业经营者一心一意地去为社会、为人类创造财富。
美国股票市场的全流通机制是有缺陷的，这种缺陷必须以高昂的法则机制来保障，以达到虚拟资本的波动与实体资本的走势向相应证。美国经济的发展不在于股市结构的完整性、合理性，而在于二大因素：一是社会的高度开放，吸引了大量人才与巨额资金的流入，促进了科学技术的进步与新产品的开发。而新产品的开发为其带来了高附加值，反过来又保障了国民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自1929经济危机后，美国的实体资本几乎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正如2000年4月14日股票市场的“黑色星期五”后，美国财长萨默斯强调说：“美国经济的基础条件是健全的。”（14）二是苛刻的税收政策和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苛刻的税收政策控制了贫富二极分化的程度，而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维护了社会的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