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经济学家》文章曾指出：“中国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军事盟国。”

中国长期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这可能根源于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吧。在中国历史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直到满清王朝覆灭，中国一直坚持着闭关自锁、独立发展的国家安全观。二战期间，由于军事同盟的需要，旧中国在蒋介石集团的利导下加入反法西斯同盟，抗日战争及社会主义建设期间，中国共产党与前苏联交好，成为与美英帝国主义对立的社会主义阵营一分子。由于主体意识形态的相同，中苏走到了一起，然而好景并不长，又由于个体意识形态的差异致使两者走散。一直到今日，中国为了确保国家利益长远化与最大化，在邓小平的带领下确立了以“决不当头”为原点的国家安全观，90年代中国又提出了“不同任何国家结成军事同盟”的新安全观。

在这一系列以国家利益为本的安全观的促进下，加之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成就，中国正在一天天的强大。伴随着强大而来的则是以美日为主的“中国威胁论”。美国为了实现在全球的霸主地位处处为中国设卡，日本也为能成为亚洲老大而竭力“奔走”，两者因为利益的一致，狼狈为奸的混到了一起，逐渐成为遏制中国发展的的主导力量。欧盟在许多国际问题上与美国沆瀣一气，在军事上与中国节节相悖，印度、巴西此类所谓大国也竟与中国攀大。这可谓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这场战争正在以加速的方式在中国周边打响。台独、疆独、藏独风波四起。反恐、宗教、毒品、犯罪已走向国际化，一系列因素正考验着中国的力量。中国正以一人之力担负着自身与周边的压力，苦苦支撑着艰难的局面。

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指出，19世纪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国体系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多变的结盟外交”。“同时就大多数政府而言，它们期待如果下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它们将是某一同盟的成员。”美国发表《2020年联合构想》指出：“2020年联合部队必须准备在世界任何地方采取所有的军事行动中获胜，而且与多国部队协同作战。”

世界上有多少不结盟的国家，又有多少未结盟的国家呢？可以想象得到，在今后的战争中，美欧必将盟国作战发挥得淋漓尽致。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已经很好的诠释了这一点，这些深谙现代化战争之道的国家，怎么会放弃盟国作战而去独自“比武”呢！

面对如此的局面，中国应该认真的思考与应对，要把我们早已说成顺口溜的“求真务实，与时俱进，解放思想”用到此处。中学政治课本中写道“主观要与客观相一致”，我们不能因为有了一套自成体系的安全理念，而置世界局势于不顾。这一发展观念不可能始终适应我们国家在现在、今后、将来的安全与发展需要。

改革开放的30年，我们与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关系大大加强。但是总体来说，并不是很乐观。从现代的博弈论中我们可以探知，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不只在是经济上的互补与协作，各国合作的目标是实现多方面的互补与多赢。

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造就了我们恭良俭让的民族特性，然而前行的道路上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潜伏着许多未知的危机，我们的恭良俭让并不可能让我们化减所有的危机。一切都在变化之中，我们要顺应潮流，谋大势，这才是一个大国应有的气度与风范。一切利益都需要我们去争取才有可能得到，我们不能以自由的亲和力去说服大多数政府。

在国家战略的定位上，以我们现在的实力，我们不能将自己定位在与美国和西方大国对抗的前沿，西方国家把我们认为形而下的“奇技淫巧”运用得如此纯熟，在科技及制度上的探求达到了精细入微的程度，而我们的的教育却一直在唱修身养性这一套高调。须知，现代舞台的博弈更多是靠经济和科技为主的“器”，而不是诸如修身养性之类的“道”。而我们却在不断的灌输起不了多大作用的（多数为无用的），我们却称之以文化瑰宝的“中国文学”。中国历史上也有许多精湛的智慧，例如孤立分化、各个击破、取长补短等，这些都是我们值得学习并且运用的地方。而今天针对国家战略的思考，最值得一提的是抗战期间我们提出的“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我们可以团结国内一切可用的力量，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团结国际上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呢？“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区域联合与国际结盟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当今国际政治舞台之大“势”。大国之道，中国恐怕只有改变“独善其身”的姿态，参与到大国的纵横捭阖之中，将苏秦张仪的纵横之道融进新的国家安全观之中，才能顺潮流、谋大势，使我国在大国角逐中如决水于万仞之堤。

“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我们必须要认识到道路上的坎坷。我们随身带的物品是不能帮助我们走到终点的，我们要就地取材，利用路边的精华与糟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