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经济学家在试图用他们掌握的一切知识去解释一切，数学成了他们让自己变成孔雀顶上那撮毛的工具，分析爱情、心理和冲动，甚至分析生物学。看了之后往往大笑，其实没有那么复杂。

改革需要改革者付出成本（我的脑子也被那些经济术语注水了），改革的收益却由大家共享，按照博弈论的理论，选择安于现状将成为绝大多数人的抉择。一种成功制度的安排，必须是一种纳什均衡，能有效地运行并得到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拥护，否则，这种制度安排就不能成功。

我们的先贤出现了许多改革家，有胜利者也有失败者。胜利和失败的许多问题可以找到一点点规律，值得后来者警觉。写下对商鞅、王安石的一点思考，有些是这几年的比较。

商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改革家，有理论家之英，也有政治家之雄，掌握秦国21年政权，改变了秦也改变了中国以后2000多年的历史。“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讲的是改革的必要性。他的法制精神就是在今天的中国，仍十分可贵：“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是一切立法的根本。他主张“国治：断家王，断官强，断君弱。”，推崇“有道之国，治不听君，民不从官”，可能是世界上第一个用管理成本来解释政治的学者，现在的学者很少注意他这个思想。他的个人下场不好，被“车裂灭族”，但他的制度却延续了2000多年，以后的历代统治者都是以孔孟为表，以商鞅为实，王霸之道兼用，后来者千万不要被这些皇帝满口的仁义道德所蒙骗。他是成功者。

王安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信”今天看来也是惊世骇俗之语，但介甫为狂想家，极不实际。他的改革不是黄仁宇先生所说那样是历史的悲剧，而是历史的倒退。为何？他的制度改革增加了监管成本----和进步背道而驰的错误。熙宁变法中之均输、轻役等法试图用管制的方法管理经济，大大增加了监督百姓的成本，同时管理经济的官员增加，政府成为“官倒”，官员成为商人，行政权力用于贸易，改革成了“敛财”。而皇帝却对此乐此不彼，直接导致北宋灭亡。这也是王安石之悲剧。

按照《牛津英语大辞典》的解释：Institution—anestablished law,custom,usage,practice,organization.制度的存在是为了减低交易成本但制度本身也要带来成本。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需要建立互相沟通、监管的制度保证统治的正常运行。比如皇帝收老百姓的税，为老百姓提供治安（否则就会强盗横行），抵御外敌这些“公共产品”。监管成本是制度安排之中最大的交易成本，当监管成本达到制度无法负担的时候，最终这个制度必然失败！！

我们在讨论一些政策得不到落实，当张保庆说决定出不了中南海时，也应该反思制度的执行成本是不是我们能承担之重。“言者不狂，而择者不明，国之大患，故在于此。使不明择于不狂，是以万听而万不当也”的道理值得深思。

这个道理在我们的周围很多：朱镕基总理的粮食体制改革就是案例之一。他的制度设计不能说不严密，他的决心不可不算大，他调动的资源不能说不多，最后失败了，为什么？监管成本过高--制度承担不起监管7亿农民的成本。前一段时间，给我们服务的运输商为了降低损耗，要上押车员监督司机，其实这也必然失败，为何？监督成本太高，先不管押车员的成本，就是对押车员如何监管都是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做决策之前思考决定的成本能否承受应是一个理智的选择。

我对制度有个天然的反感和恐惧。制度越严密，监管成本就越大，那么这个制度完蛋的时候就快来了。我们当孜孜于一些制度的完善时，一定要记住它的反面-----消耗有限资源，让我们灭亡！！！我害怕严密的程序会扼制我们本来就不多的创造力。当我们只需要制度时，这个制度也就该灭亡了。

写下下面这段话，作为即将来到的一个日子的纪念“

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中说“自由不仅意味着个人拥有选择的机会并承受选择的重负，而且还意味着他必须承担其行动的后果，接受对其行动的赞扬或谴责。自由和责任实不可分。”“坚信个人自由的时代，始终也是诚信个人责任的时代。”“对责任的否定，通常来讲却是因恐惧责任所至，而且这样一种恐惧必定还会变成一种对自由的恐惧。”-

刚刚回来，参加母校的庆典，感动它的成长和博大，希望它永远谦恭和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