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在广西桂平爆发，短短几个月就接连打败清朝军队的围追堵截，突出重围，扯旗北上，称王封制，成了清政府的心腹大患。曾国藩对此非常着急，他不仅在给友人的信中发牢骚，还于1851年5月冒着极大的风险，给咸丰皇帝上了一个《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的奏折。他认为，新君登位，满朝谨小慎微，“唯阿之风”正在刮起，对青年皇帝不是好事，若是滋长了皇帝的“骄矜”，养成“恶直而好谀”的习性，可就是国家的祸事了。

其实，“恶直而好谀”与其说是养成的习性，不如说是天性。一次，曾国藩用完晚饭，与几位幕僚闲谈，评论当今英雄。他说：“彭玉麟、李鸿章都是大才，为我所不及。我可自许者，只是生平不好谀耳。”

一个幕僚说：“各有所长，彭公威猛，人不敢欺；李公精明，人不能欺。”

曾国藩问：“你们以为我怎么样？”

众人低首沉思，忽然走出一个管抄写的后生，插话道“曾帅是仁德，人不忍欺。”

众人听了，一齐拍手。

曾国藩得意地说：“不敢当，不敢当。”

看来，老曾每每都在怵惕着“谀”，却挡不住无形中谀的神奇的力量。

如果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话，老曾不是不好谀，而是“不好”谀，即不容易谀。要谀曾国藩，不等谀的太俗，得巧妙的不露痕迹，即如扬州这位后生。（摘自今晚报080411）。

2、一次在复旦听课，老师讲了一个类似的故事，大意是，一位老先生很感慨地说：“世风日下啊，现在很多人一听别人的奉承就晕头转向，能够坚持真理，不随波逐流的人几乎没有了”，学生说：“的确，现在象您这样有独立见解，出淤泥而不染的人越来越少了”，于是老先生脸上露出了悠然自得状，不知不觉中招了。

3、前几年国家治理山西小煤窑，要求党政官员限期必须退股，有的官员扬言宁可丢官也不退股，我们可以想象他们的心态“我跟***我们都是哥们，不当这个破官老子照样赚钱”，他们也不想一想，如果他们不当官，还有利用价值吗？还有那么多所谓的哥们吗？从博弈论的行话这叫作不可置信威胁。由此联想到很多官员，在位的时候前呼后拥，人们对他言听计从，可悲的是他天真地以为他的观点有多高明，等到下台后慨叹形单影只、世态炎凉的时候，才知道人们当初听的不是他的话，而是他后面的位子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