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腐问题，由来已久。下自市井，上至庙宇，几无处不存。可说已近陷入处世策略的恶性循环。

其实一个人选择是否贪腐的策略，可以比作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不贪腐=不出卖，贪腐=出卖对方。
处于囚徒困境的人，一旦得到对方出卖自己的信号，往往选择以牙还牙。

就策略本身来说，其关键在于参与者所得到的信息。这个信息倾向于贪腐，则个人的直觉选择就会相对平衡点更加倾向于贪腐，反之，则更加倾向于廉洁。

这些信号直接作用于我们的情感系统，诱导我们不经理性思考即倾向于作出类似的策略。这并不是一个人素质高低的问题。理性往往是感性的延续，我们凭直觉做事，然后用理性为自己找借口。

每个人都在看。人们获得信息，大脑得出反馈，并执行所选择的策略。

因此，选择贪腐策略的第一冲动不在于这个社会的贪腐程度，而在于个体所接受到的贪腐信息总量！

此其一。

在一个人已经得到贪腐信息的情况下，他的第一选择是什么，则取决于利己与利他两种直觉的冲突，在之前所说的平衡点，即此。

我们可以看到疾呼控诉贪腐的人，他们其实也接受了大量的贪腐信息，为什么他们的反应不是有样学样而是大声疾呼？如果他们自己不贪腐，也不跳出来呼吁，那可能是下文说到的第三种情况。然而他们跳出来呼吁了，或者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则属于现在要说的第二种情况。

即，他们的利他基因的表达占到强势。利他基因强的人，可以表现为爱国心、同情心、牺牲情怀等等。

在利己与利他基因的对立问题上，我需要说明一下我的观点：一个人同时拥有利己和利他基因，或它们根本就是同一基因的不同表达。这种表达上的倾向，则受到“教育”的指导，这种教育是更广义的环境教育而不是狭义的学校教育。

在一个人的“性格”尚未成熟的阶段，他所处的环境将为他的基因提供情报。而这些情报的作用即增强有用的基因表达。如果一个人的“诚实”在其成长阶段获得正的反馈，那么这种“性格”的表达就会得到加强，但决非完全抑制“欺骗”的一面。正面与反面的“性格”永远同时存留在一个人的内心深处。而当环境给出强烈的刺激时，被潜藏的一面可能被激发。这并不是人刻意隐藏，只是其中的一面在日常生活中得到了加强而已。

因此，一个人在成长阶段的环境教育，对于他日后的各种“直觉选择”也起到重要作用。这点对于是否选择贪腐也是一样的。

并不是觉悟高不高的问题，你在第一冲动之后的第二直觉是什么，这是小时候就注定的。

此其二。

在一个人的第二直觉是利己，或贪腐之后，他是否付诸行动，则取决于利益判断。这里的判断条件则是贪腐的成本与收益。这个判断可以是直觉的，也可以是感性的，同时还有一个信息加工的问题。

没有神一般的完全理性，如果贤达用理性来要求我们，那一定是他不愿意意识到，每个个体的思维程度是完全不同的。

理性在实际上是有局限的，并且与感性一起发生作用的。与此同时，个人能接受到的信息也是有限的，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具体来说，如果贪腐得到惩罚的信号被不断放大，一方面，一个感性上特别惧怕死亡的人，在他接受到贪腐即死的信号后，在他用理性计算得失之前，他的感性就已经阻止他这么做；另一方面，一个人在用理性思考得失的时候，可能因为不清楚贪腐的惩罚是什么，在他的理性告诉他需要进一步获得信息时，他的感性就已经阻止他这么做。所谓“掩耳盗铃”，其实就是在信息未得加工之前，感性就已经把理性打倒的局面。

因此，在冲动与直觉反应之后，是否付诸行动，取决于理性与感性的综合判断。

此其三。

需要强调的是，理性并不会指导个人倾向于廉洁，而会指导个人符合所处环境的主流价值观。如果个人感性取向与主流价值观冲突，则理性的强弱决定了这个人是抑制自己的感性还是逆流而上。而每个人的环境因其接受的信息有局限，因此也是有局限的。即，每个人所认知到的主流价值观是不同的。

综上所述，对于贪腐问题，能够得到的解决方法有：

1、信息处理上，减少贪腐信息的量显然不现实，如果政府这样做，那就是自欺欺人了。我的建议是，至少应该强化宣传贪腐处理下场。杀鸡儆猴，绝对是至理名言。我的建议就是跟踪报道贪官及其家属的后续情况。当然，如果他们仍然活得很滋润，那我也没话说了，人民群众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

2、加强公民的理性教育，并提高信息透明度。前提是，我们国家的主流价值观是廉洁奉公，贪腐只是局部现象、个别现象。这个前提要是不在了，或者廉洁程度与官位高低成反比，廉洁只是上对下的要求，那我也没话说了，算我见识不够。

3、至于环境教育，对于小孩来说，主要是家庭和学校了。这点如果教师朋友能有好办法那是最好了。不过，在今天分数第一，排名第一的教育体制下，想要教导学生利他，不异于告诉他们要学会虚伪。至少对聪明的学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