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了一个帖子《闲谈普世价值和中国特色》，一些网友发表了一些意见。引发了我的持续思考，就作为帖子的后记，记录在此：

　　本来，普世价值及人权的简略标准表述是：“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但在中国，由于缺乏相关文化背景，直接引用这样的表述，几乎就等同于喊口号。帖子中，只是简单解释了生存权、自由权和日常生活的关系。没有怎么解释“追求幸福的权利”怎么与生活联系。

　　关于自由主义，我认为，在中国基本上都还是夹生的自由主义。就是说对自由主义的口号叫得多，但却没有深入自由主义。比如，我们经常引用的“自由的边界是别人的自由。”就这样的口号，其实是完全无法具体指导人的行为的，这只是一个概念性的东西。另外一个口号是：“你挥舞拳头的自由止于别人的鼻梁。”这其实是错误的，不信，你把你的拳头挥舞到牧木鼻梁前试一下。因此，这句话仍然是诠释自由边界的一个概念，而非行为准则。

　　自由主义的奠基人康德、密尔、边沁，不但提出了自由主义的框架和概念，也同时提出了行为判定准则。无论是康德的动机论，还是密尔边沁的效果论，还是后来罗尔斯的正义论，都希望个人行为能导致“TOPEST GOOD”，即作到最好，达到至善，为此，西方自由主义者，历经200多年的研究立论、相互辩难，继承发展。才为西方的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奠定了行为的伦理基础。

　　而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在讨论问题时，却往往只注重了自由主义个人权利的部分。而忽略了人除了自然属性外，还有社会属性的那一部分。这在西方的自由主义者身上是很少见到的。这当然与中国社会长期、极度忽视个人权利的专制特色有关。且专制社会总是夸大人的社会属性、夸大他人利益的重要性来从道德上泯灭个人权利的。因此，中国人在讨论自由主义时，就往往会出现矫枉过正的情形。只强调了个人权利。

　　事实上，专制道德文化的烙印，也深深地印在了大陆自由主义者身上。他们在判定具体行为时，往往又不自觉地回到专制社会的道德文化上了，一方面这是由于几千年专制文化的强大和源远流长，一方面是我们自己对西方自由主义的伦理并没有进行深入研究，无论是康德的绝对意志、还是密尔的功利原则、还是罗尔斯的社会公正，我们都缺乏深入地了解。可西方社会在这个轨道上却是不断深入的，近几年，博弈论的崛起，就是一个明证。这个由数学领域进入社会学、经济学领域的理论，正极大地改变人们过去的一些成见。更深刻地揭示了社会经济现象的某些内在机理。因此，它被称为“社会科学的数学”。

　　当然，并不需要国民都去深刻理解这些枯燥的理论，但以宣扬自由主义为己任的作家、学者、独立知识分子，则多少对此应该有所了解。

　　中国自严复把密尔的《论自由》，翻译成《群己权界论》后，算是把自由主义介绍到了中国。但100多年来，中国对自由主义的理解，基本上都还没有超越严复的水平。这大致也是中国还是今天的中国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