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山清水秀人杰地灵，各行各业皆有出类拔萃者。在“琴棋书画”中，琴有“虞山琴派”，画有“吴门画派”、书则有“吴门书派”，独独在围棋上却只见有“永嘉派”（浙江温州）、“徽派”（安徽歙县）、“京师派”，而没有什么“吴派”、“苏派”。明代范谦曾说：“学诗学画学书，三者称苏州为盛。”其中也没有“学棋”一说。这常常令聪明儒雅的苏州人百思不得其解。

清康熙年间苏州进士汪琬，在翰林院中曾得意地说：“苏州的土特产只有两样，一是梨园子弟，一是‘状元’也。”“状元”虽多，但江东英俊中却从来没有一位“通国之善弈者”。而且从古至今，一直如此。

明末清初，与苏州近在咫尺且习俗相近的无锡，曾出过一位“名噪京师，棋艺独步一时”的过百龄。清顺治年间,苏州的北面有泰州黄龙士“如淮阴用兵，战无不胜”。乾隆年间，不远的南方又有“如神龙变化，莫测首尾”的海宁范西屏。直到上溯至一千五百年前的南朝（齐），总算有一位吴郡褚思庄！虽然在（明）冯元仲的《弈旦评》中，褚思庄被称为“算博士”，但当时只是被评为围棋“第二品”，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七、八段吧。清代苏州棋手盛大有，驰骋棋坛五十余年，但在《国朝弈家姓名录》中，被列于“大家”之后的“名家”，即为二流棋手。这些也是凤毛麟角十分难得的了。再看现在，中国棋坛的一流国手中，天南地北皆有，却也未见有吴侬软语的姑苏人氏。遗憾之余，我常猜想，这恐怕与苏州有众多的文人下棋极有关系。

苏州文化积淀深厚，是出才子出文人的地方。围棋又是独特的内涵异常丰富的文化，自然最受苏州文人的青睐。因此还有“若无翰墨棋酒，不必定作人身”的感喟。作为一种修养，一种文化，大家觉得至少应该略知一二，所谓“一笔好字四子围棋”是也。但无形之中又或多或少受1000年前韦矅《博弈论》之影响：“假令志士移博弈之力，用之于诗书，是有颜闵之志也；用之于智计，是有良平之思也……如此则功名立而鄙贱远矣。”因此，倘要将其作为一种职业，文人们就会觉得将雅变俗由高走低了。就像文人喜欢拍曲唱戏，但始终愿为票友，而不肯下海一样。

在这种传统下，很难会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也就难于产生那种以争胜负为职业的国手了；在这种传统下，不少在围棋上极有天赋的孩子，最终还是选择了“唯有读书高”的道路。八十年代初，中国有四个孩子，被日本“棋圣”藤泽秀行视为天才神童。他在日本的围棋刊物上，曾预言将来必成大器。那就是上海常昊，湖南罗洗河，苏州施瑜，吉林王治国。常昊和罗洗河现在都已是超一流的九段，并相继成为世界冠军。而施瑜则是读了大学，“笑渐不闻声渐消”，最终与围棋分道扬镳。曾入选“国家围棋少年队”的张启，也是一位对围棋极有悟性的少年，后来也是放弃了职业围棋生涯，进了“复旦大学”，其过程与施瑜大同小异。这些，不由得使我想起了清代苏州状元毕沅。

毕沅是清乾隆年的状元，官至兵部尚书，又做过封疆大吏，可谓文武双全。毕沅酷爱围棋，与“棋圣”范西屏交往甚深，曾作长诗《秋堂对弈歌》相赠。毕沅少年时，范西屏曾有相当一段时间住在他家，以弈会友，教授棋艺。有一次他让三子与毕沅对局，对弈中见其聪明而有悟性，十分高兴，就对他说：“子若从予学，可至次国手。”但毕沅的祖父——虽然也是一位超级棋迷——恐其失学，终于没有让他学围棋。毕沅天资聪颖又勤学苦读，后来终于折桂夺魁状元及第。毕沅一生著作等身，其中有不少诗文都是吟咏围棋的，如《观棋绝句四首》：“清簟疏帘坐隐偏，参差月落不成眠。珠尘百斛浑输却，只失枰中一着先。”等。

尽管苏州人杰地灵，才俊济济；尽管苏州围棋普及程度极高，有业余段位者车载斗量；但在“纹枰论道”上，总是比其它地方“略输文采稍逊风骚”——吴侬软语总是差了一口气。

或许就像欧美人习练钢琴，并不一定要成为音乐家，苏州人下围棋也不必定要成为胜负师。且将此作为一种文化修养，一种艺术品性，则对提高人的综合素质大有裨益。古人云，围棋有“五得”。李渔在《闲情偶寄》中也曾说道：“一涉手谈，则诸想皆落度外……”现在则有一句笑话“下围棋的人不会成为坏人”，也有这么一点意思。

“试观一十九行，胜读二十一史。”苏州还是下棋的人多，苏州多的还是文人下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