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斌一个村，从小学一年级甚至更早的好像并没有持续几天印象也并不深的村办幼儿班起都在同班。小学时大家一块打打闹闹，谁也不比谁更爱学习。
从小学开始，我的学习成绩总处于一个循环中，基本上是每次夏天升级考试时成绩很好，而之后便回落到很低。在小学时有一次夏天升级考试，我取得全镇第一名的成绩，惊动了所有老师和周围三个村的学生家长。而成绩不好时在四十几个人的班里能排到二十名左右已经不错了。所以一次当时杨村小学的郭宗瑞老师就曾当面讽刺我：“你这个人，考的好时成绩比谁都好，不好时成绩比谁都差。”
当时每次升级时成绩不好被迫留级的人还不少，有那种无形的压力，而其他时候则大可以放心的玩。这种心理可能是一方面的原因。但是否真的是这种因素使然却并不能得到有效的证明。
当时年龄虽小，却已经发现这么一个规律。成绩不好，我总是很自信的相信这只是规律在冬天的表现，到夏天天气热时我就能奇迹般的考出相当出人意料的成绩。有一次和董鹏、侯升斌谈到初中入学考试。我问考试是在冬天还是夏天，他们说是在夏天。然后我说我不用害怕了，因为夏天我的成绩会变好，而且几乎不需要理由。后来这一规律在初中入学考试、中考、高考都发生了作用。虽然很明显随着年龄的增长，学习自觉性和竞争意识的提高，这一规律发生作用的痕迹越来越不明显。
进入初中我和斌还是分在一个班里。当时初中入学考试，我的成绩在初一三班排第二，在年级里是第九名。当时杨启伟班里第一，年级第二。我们两个是年级前十名所以得了奖状。斌是第三名，在年级里排不上前十名，没有拿奖。
好像开学后没几天，母亲带我看一下庄家的长势，遇到了斌妈和斌。像中国所有的母亲一样，这两个同学的母亲很自然地谈到了孩子的学习成绩，而且开始相互恭维对方的孩子懂事、爱学习，头脑聪明，抱怨自己的孩子笨、不爱学习。斌妈还问我学习的窍门之类。
这应该是所有故事的源头。在我的记忆中，之后不久一次测试斌的成绩超过了我。我回家之后汇报给母亲，得到的是类似于两国正式宣战的指示。从此，我成了斌最明显的学习竞争对手，斌成了我的劲敌。
博弈论的理论，博弈的一方先选择策略展开行动，另一方根据对方的行为选择做出回应。对弈的双方是二位母亲和两个十几岁的孩子，两位母亲是策略选择者，我和斌便是博弈策略的行为方。或者更形象地说，她们是下棋的人，我们是棋盘上这场颇为激烈的冲杀的棋子。
当然，这两位母亲都是很精明伟大的女人，她们依凭自己的天性把自己的孩子作为武器来争取自己和家庭的荣耀。我一直很想大喊一声，我是无辜的。但棋盘已经摆好，下棋者决意一分高下，棋子便没得选了。
也只有从初中这时候，我才真正知道什么是竞争。
有一次《艺术人生》中朱军访谈周华健，问起周怎么看张学友的。周说，每次他的专辑发行量的统计数字出来之后，他问的第一个问题总是张学友的数字是多少，甚至有段时间他想张学友的时间比他想老婆的时间还多。
斌和我的情形与两位音乐家的故事形神相像，如出一辙。
每次考试后，我马上想到的是斌考了多少，自己差多少。而且意识中已经不再有别的什么东西，什么人。我总想，如果斌考倒数第一，我考倒数第二也可以满足了。当然，高手过招是巅峰对决，而我们总是高分的比拼。每次考试成绩过出斌的时候，我会很兴奋的回家告诉母亲。但更多的是我落在斌的后面，回到家脸上灰突突的，生怕母亲问起成绩的事。但问起是必然的，我便告诉我和斌的成绩。然后是一长阵的极其深刻的思想教育。
面对竞争总处劣势的无奈，我最常对母亲讲的一句话是：“我下次努力。”而母亲对我的一遍遍的“下次努力”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但却一直等待着。从初中入学时那次成绩比斌高，到初三第一次期末考试我的名次再次超过斌，已经过去两年的时间。所以无论这场竞赛是否是我愿意的，母亲这种教育方式是否得当，我都对母亲那如此长时间的期待怀着最真挚的愧疚和感动。
但双方博弈者的耐心远过于此，这种小孩过家家般的游戏一直在两个家庭间进行。双方的角力穿越初中三年，隐隐藏藏地延续到高中。
这让我想起陈忠实的伟大小说《白鹿原》，想到白稼轩和鹿子霖两个家庭的故事。当然那两家的故事更源远流长，从清末一直持续到文革。但故事的精髓或许是一样的。这可能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吧。
现在想想，有这么一个可敬可佩的竞争对手追逐争斗了整个初中时代，是一件很幸运而且很痛快的事情，虽然这个选择并不是自愿的。正是有了这种持续的竞争，我才在那个年少好嬉闹的时代时时刻刻把学习当做第一要务。当然你也可以认为这种生活可能在身心发展是不健康的。这也很像是一场长跑，两个选手死死咬住，紧紧相随。正是这种节奏使我们成功地坚持到最后，并一直保持队伍的领先位置。当然你也可以怀疑这种竞技方式是否造成身心的持续疲劳和不必要的浪费体力。最重要的事情是，我的初中时代是这样经历的，当时很疲惫，但后来的日子却越来越怀念那种单纯和美好。这可能真的和体育竞技相像。
套用那部经典电影《阿甘正传》上的一句台词，“生活就像巧克力，你永远不知下一块是什么。”当第一次考班里第一名时，是久冉老师在教室外走廊里告诉我的。当时我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仅仅是一次偶然。因为我无法想象自己超越班里那些当时那么优秀的同学，像侯升斌、王志超。那是最后一次期末考试，也就是初三上学期的期末考试。
初三下学期第一次模拟考试后的一天，我们正在学校东面的操场练习体能测试中要考得投掷实心球，林星过来告诉我这次考试又是我第一。当时我看到斌的表情很不自然，而我更相信这只是林星的恶作剧。但回到教室上课，久冉老师就把我们几个成绩不错的人叫到教室外走廊。久冉老师说了一下几位同学的考试成绩，提到我时只是淡淡地说，“这次又是兆国同学第一。”这时我才相信。
稍微有点成就便会有点飘飘然，这是人的本性，更何论一个孩子。成绩有起色之后，有段时间有点浮躁。有一次私自和王传金换了位置，我最到第一排，和梁超成了同桌。给久冉老师的理由是眼睛变得有点近视，看不清黑板上的板书，而王传金又愿意换。梁超是一个特别爱闹的人，所以那段时间我们两个总是打闹嬉戏。有几次被前来上课的庆玺叔看到。庆玺叔当时没说什么，但回到办公室后久冉老师就来到班里，把梁超的座调到后面去了，而代之把斌的座调过来成为我的同桌。
这件事久冉老师处理得相当果断以至于连先表示批评的介入程序都省掉了。而事后也没有任何解释，只是当时对梁超嘟囔了一句“爱闹就到后面闹去吧”，对我则没讲一句话。所以我当时很茫然，以为久冉老师生了我的气。这件事的直接后果是梁超一直以为是我向老师打的小报告把他调到后面去而使斌成为自己的同桌，从而理直气壮地指责我不讲义气。无论我怎么为自己辩护他都不相信。
其实他也应该想到班主任是不能容忍一个成绩优秀的学生在中考前被人带得总是嬉戏打闹，关键在于他认为是我把打闹影响学习的情况告诉了久冉老师。我自己知道当然不是我，那时便一直猜测是庆玺叔跟久冉老师说的，但一直到现在我也没有跟他确认过。或许事实如此明显本就不需什么确认。如果真是如此，我还是应该感谢庆玺叔对我学习的默默地关心和归导，甚至不露痕迹。尽管我一直觉得对不住梁超，无论如何此事责任在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