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纯经济角度的善恶观。所以暂时把传统道德中关于善恶的一切理论都忘掉。
我们可以注意到一些事情：从人类出现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自己是完全不可能一个人孤立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
于是，作为地球上最聪明的生物我们选择了群居。
群居之后我们发现了问题：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
在某个系统之中，我们每个人都追求整个系统利益的最大化的时候，我们的整个系统产生利益的效率最高。我们可以分配的利益也就最多。貌似这样很和谐
但是人类作为个体是有个体差别的。假设原始社会之中某个成年雄性作为对整个聚落贡献最大的成员，平均分配利益对他来说实际上代表了一种亏损。于是大家要思考分配方式的问题。这里会出现两种性质的分配：需求和应得。一个社会之中显然老人和小孩有需求，但是按照劳动量来分配的话显然他们无法满足自己的需求。
因为这个成年雄性对系统做出了最大的贡献，其他成员认为他是可信的，于是他获得了了权力，执掌分配。
由于老人和小孩的存在，为了延续整个系统的存在，他设立最低保障，来无条件保障老人小孩的生存需求。然后剩余的部分按照对系统贡献大小来分配。
由于一个人的人脑计算出的分配肯定不可能是完全合理的，所以，这里我们就可以简单这样理解：在物质产出超过整个系统的最低生存需求的时候，得到多余部分超过他应得的，这个就可以被称之为“恶”了（尤其是在他自己采取行动来获取这些超出他应得部分的利益的时候）。
从系统本身的角度上来看，过度的分配不均，和过度的保障都是对生产力的一种破坏，前者破坏了系统成员的生产积极性，尤其是那些努力工作的人们，后者则让懒人们感受不到制约。
在博弈论中有一个很经典的假设。两个囚犯一起犯罪被抓，如果他们两个都抵赖，指控就会因为证据不足被撤销，但是如果一个人抵赖，一个人招了，招供的人会被释放，而抵赖者就会被处罚，反过来，如果两个人都招了，那么两个人都会被处罚。于是，如果所有人的出发点，如果都是为了整个系统的正常运行，那么这个系统可以分配的东西就会最多。但是如果系统之中有一少部分人改变自己的策略，以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话，系统之中除了他们之外的所有人都会受到损失，但是他们则会获得最大化的利益。
于是亚当斯密说：大家都尽量多拿，这样分配就平均了，大家就和谐了。但是事实上这是错的。他采用了一种两个囚犯都招供的办法，它伤害了整个系统的积极性，从而导致系统的效率下降。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合理分配，实际上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而且实际上如此分配也不完全能让整个社会更加公平。
因为如果执掌分配的成年雄性尽量去多拿的话，他可能就要危及到最低保障，从而危及到整个系统的生存。由于系统之中大家权利大小的差异，个性上的差异，和每个人的私欲严重程度的不一样，所以大家在拿的时候都会出现不均，从而出现危及最低保障，或者是除了最低保障之外什么都没有的问题。
随着社会这个系统的变大，大家的需求除了生存之外，有了更多的追求，这些追求都是由利益或者说可以分配的生产产物（后来都抽象成了货币）来直接支持的。于是人们永远都不能满足，因为前面永远都有追求，这种追求的直接后果就是：系统中的一部分人压缩他人的追求的权利，来为自己获得最大的利益。在这个时候，部分人的生产积极性被挫伤，甚至由于保障水平下降，导致部分成员死亡，整个系统因为这种不合适的分配方式出现了倒退。
但是社会中总是有另外的一些势力的存在，一些人看到在他身边有很多人永远无法满足的，但是却仅仅是很低端的，更靠近生存需要的追求的时候，他们放弃了自己的可分配物，将他们分配给了别人。这就是善。如果完全按照上面的思维模式进行的话。我们会得到一个结论，在这样的社会里，行善者，必然会受到利益上的损失。这里我们的善，定义的并不精确，也没有完全表达出善的意义。但是，这种善良的确保证了一些系统成员的生存。所以它是有利于整个系统的。
在人类早期，一旦分配不均，就会出现危及最低保障，从而危及系统本身的问题。所以在人类的早期，大家都尽量的让分配趋于合理。这对于一个人的智商来说，在一个极小的系统中间是可以存在的（如印纽特人的部落）。而且由于系统很小，成员之间的信任度非常高，所以为了不危及系统，所有成员都更加自觉的行善，好让系统更加强大。而随着系统的增大，剩余物的增加，一个人的智力难以合理分配，分配的不合理加重，大家行善的次数变少，之后开始作恶，反正死不了人，行善也不能给我带来实际好处于是我作恶，反而可以让自己生活的更好。于是作恶者更多，社会分配开始倾向更大的不均，于是有人挑战分配制度，于是出现斗争，破坏产出速度的同时，改善分配的公平性……这就是社会变迁。
所以，我们可以明白，大多数情况下，合作，分享，就是善，斗争，抢夺，就是恶，而自己对系统的产出，如工作，它是生存需要，所以没有善恶的问题。
从更加自然的角度来看，善恶的问题一样存在。而且，在整体产出越低的地方，大家合作的机会就会更多，反而是在整体产出更高的地方，大家的内部斗争更加严重。比如，热带雨林里高度进化的植物之间的绞杀，藤蔓植物在阳光竞争中的不劳而获……而在西伯利亚严寒的荒原上，地衣，却靠着两种不同生物（藻类和真菌）之间的合作，顽强的生存在那些高度进化的植物无法生存的环境之中，创造了地球上大多数植物赖以为生的土壤。
在这种观点之上，我们可以明白，一个高级写字楼里的白领，尽管他的产出要远高于一个深山里的农民，但是他却很难在深山里种田为生，而虽然深山里的农民产出非常低，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却愿意更多的行善。反而是拥有更多财富的白领则选择了作恶。同时白领在写字楼里可以很快的让自己变得更加富有，但是农民却很难变得更加富有。
同样，在一个庞大到有60亿成员的系统里。大家有很多差距。个体差距，地理差距，生产方式差距，思维模式差距，文化差距，男女……所以我们可以造出很多产出差距来。与此相对应的，我们也可以造出很多分配差距来，而在这样一个系统里，整个系统的复杂程度严重的增高，出现了类似国家这样的子系统，类似阶级这样的利益集团，类似民族这样追求趋同的团体。同时在这个系统里我们造出了足够多的恶。在这里我有必要把恶的定义更大的扩展。无知，贪婪，违背各种社会公共约定，不劳而获，损害他人利益（不管利己与否都造成损失），挥霍与浪费，懒惰……
出于一种对不同理想的追求，很多人在追求物质之后，还是有很多人愿意继续追求来源于道德的善。我们的道德也是无数前人失败经验总结出来的，是一种在多数方面正确的社会普遍认可的善的标准。在这里我们同样扩充善的定义：反抗恶，就是一种善。
如此定义的善于恶的斗争，在奴隶制社会就已经全面开始。并且始终出于一种此消彼长的动态平衡之中。
在这样一个巨大的系统之下各个子系统之间的角逐，早就了完全不一样的局部环境，从极端宗教到民主政治各种各样的局部气候，影响着每一个系统成员的生活方式。
从美国人通过民主制度通过更加公平的机会凝聚起一个效率更高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之内，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程度更高，从而可以去以自己系统的力量，改变其他子系统的地位，从而获取自己的团体利益。
写到这里的时候，我想，这篇浅薄而漏洞百出的文章，可以用一句简单的话划上句号：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