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发于2008年6月8日《上海证券报》B1理财版金岩石专栏，因版面限制文章发表时有删节，在此刊登全文。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名字有两个标签，政治的是水门窃听，经济的是价格管制。尼克松下台后另购新居，邻居和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不喜欢你，独裁者！”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如果政府能管价格恐怕就无所不能了。回顾这一段历史，发现尼克松的工资价格管制第一次发生在1971年，冻结工资物价的时间段是8-11月，第二次价格管制发生在国际油价飙升的1973年6-8月，两次实施管制的持续时间都只有3-4个月，后来人却把整个七十年代的美国经济衰退乃至末期的“滞涨”都归罪于尼克松了。客观地说，美国“黯淡的七十年代”也是国际市场油价暴涨的后果，当时油价飙升的速度远高于过去5年，1970年的最低油价是每桶1.35美元，1979年达到每桶13美元，增长近十倍，平均每年增长29%。

格林斯潘后来谈到这段历史的时候曾经说过，美国实行价格管制的经验就是再也不能实施价格管制了。为什么格老这样说呢？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价格管制在实施的短期内行之有效，一旦放开就会发生报复性反弹，管制的时间越长，反弹的幅度就越大。尼克松在1973年实施价格管制的两三个月内，价格水平控制在5%的区间，但是价格放开之后在几个月内就飙升到12%以上。所以，价格管制无异于饮鸩止渴，轻易不可动用。从理论上说，价格管制必然带来商品的短缺和“黑市”，短缺导致供求结构失衡，所以“黑市价格”就以扭曲的形态流行于市。管制与市场争权，则黑市与白市争利，货币的流动性必然带动商品的流动性，特别是在周边国家和地区不实施价格管制的条件下，管制的堤坝决不可能杜绝漏洞。在这种情况下，千里长堤溃于蚁穴，黑市价格弃暗投明，管制“边防”自然失守。

近期油品价格管制的后果已经再次证明了当年美国的“尼克松效应”，2002年的最低油价是每桶25美元，到2008年6月，最高油价突破每桶139美元，7年间近6倍的油价飙升迫使各国纷纷调高油品价格。中国的价格管制是从油品限价开始的，结果有二：一是中石油中石化的经营性利润大幅下滑，二是加油站排队加油的汽车排起了长龙，从排队加油的车牌就可以看出有许多车是来自于周边地区和国家。

无论以多么好的理由启动价格管制，若不及时解除都会让人“上瘾”，因为管制来自于人的天性。金融学研究人的“上瘾”偏好，博弈论探索人的“理性”选择，结果导出了同一结论：两难相权取其易。用价格管制来控制通货膨胀是轻而易举的决策，而且常常会立竿见影。一旦启动就会由点及面，积少成多，从需要理由到不需要理由，从临时性的应急措施到挥之不去的长期政策。因为，管制“上瘾”之后产生的恐惧也是人性的本源特征之一，由于惧怕放松或解除管制后几乎必然出现的报复性反弹，价格管制就会像踩了地雷一样欲罢不能，而等到踩地雷的那只脚麻木时再想脱身就太晚了。

近期启动的价格管制都有非常充分的理由，油价飙升我们限制油价，肉价飙升我们限制肉价，汶川地震我们限制建材和帐篷的价格，粮价高企我们限制粮食和化肥的价格。价格管制一旦开启，上行下效，山东等三省开始限制煤价，陕西早已有了牛肉面限价的故事。2008年以来，限价令频频亮出，沪综指步步下滑，两个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恰恰反映了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的价格传导。因为，价格管制已经直接剥夺了部分上市公司的利润，间接造成了通胀与股市争利，管制与市场争权。

美国人牢记了尼克松的教训，所以在油价飙升引发的通货膨胀威胁之下，在次贷危机引发经济萧条的阴影之中，选择了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的组合拳，频频下调利率，大幅减免税收，甚至启用了多年未见的现金退税，启动了华尔街自1929-33年大萧条以来最大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比较中美两国的宏观调控思路，可以归纳出以下三个差别：首先，我们选择了从紧的货币政策，美国选择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其次，我们启动了临时性价格管制，管制的范围在逐月扩大。美国在大选之年没有人敢提价格管制，因为这时启动管制等于是政治自杀；第三，美国拉动本土消费的方法是直接的现金退税和美元的强势贬值，前者拉动本土的民间消费，后者激励国外的入境消费。中国拉动消费的方法主要是扩大政府开支，外加政策性价格管制和企业补贴，前者拉动政府的直接消费，后者导致企业的亏损经营。

比较70年代和当前的油价飙升，全球经济面临的挑战有许多相似的地方，70年代美国经济的“滞涨”是否会重演？双位数的通货膨胀是否会再度出现？都没有答案。但我们却应该能够不犯曾经犯过的错误，不再重蹈当年尼克松政府的覆辙。

2008年6月7日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