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导致了10亿人深陷最底层？ 080906 21世纪经济报道
在这本书中，科利尔批判了那些贫困国家的政府当局，批判了援助国家各自心怀鬼胎的政客、批判了唯利是图的所谓慈善机构，有时候也会出于对现实的无奈而小小地自嘲一下，但却始终没有忘记呼吁每一个普通人为拯救那些最底层的10亿人做力所能及的工作。
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而不幸的家庭则各有各的不幸。但对于国家而言，托尔斯泰这句话似乎就不那么有道理了。在今天的全球经济中，有幸的国家各有各的成功故事，而不幸的国国家却往往有很多共同的衰败之根源。不但发达的经合组织国家有不同的经济成长之路，正在崛起的新兴力量如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等也各有各的精彩。而那些最贫困的国家和地区，却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深深陷入动荡的社会、崩溃的经济之中；人民一贫如洗，生活十分艰辛，饱受掠夺威胁，甚至性命难保。
究竟是什么导致一个国家的贫穷？经济学中的主流和共识观点是：制度！的确，就全球情况来看，一个国家的制度安排如果更能激励生产性行为，更能促进财富分配的正义，这个国家往往就会更为繁荣。相反，一个国家的制度安排如果更多地激励了寻租性行为，更多地破坏了财富分配的正义，这个国家就会更为衰败。而且许多经济学研究也从经验和逻辑上证明了制度对于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即便我们懂得这些道理，即有世界银行这样的组织试图帮助它们走出困境，然而，所有的工作似乎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这让我们不得不追问，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些国家无法建立起良性的制度？或者说，这些国家的恶劣制度为什么那么顽固？
保罗·科利尔，这位牛津大学的教授，曾长期供职世界银行研究非洲问题的专家，在《最底层的10亿人》中对此提供了他多年来深思熟虑后的答案：发展的陷阱使然！科利尔认为，尽管全球的发展现状是10亿人的富有世界和50亿人的贫困世界仍然对峙，但贫困世界中有40亿人生活在增长速度很快的国家，他们的未来是有希望的。全球发展的真正麻烦在于，在贫困最底层的10亿人，他们深陷泥潭，在可以预期的未来岁月看不到走出贫困的希望。这些国家有58个之多，它们都是小国；它们的人口70%生活在非洲，预期寿命只有50岁，婴儿死亡率高达14%，长期营养不良的儿童比例是36%。这10亿人深陷最底层的泥潭，原因在于战乱陷阱、自然资源陷阱、恶邻环绕的内陆陷阱和小国劣政陷阱。正是这些发展的陷阱，导致这些最贫困的国家难以建立起良性的制度，也失去了经济发展的动力。
科利尔以自己及其合作者的一系列研究，从经验和逻辑上刻画了这四大陷阱何以阻滞了经济发展。他们发现，战争和政变使低收入国家无法增长，而经济的贫困使得这些国家总是倾向于内战，因为战争总会给某些一贫如洗的年轻人带来机会。结果战争和政变以别样的方式供养自己，并且历史不断地重演，不仅阻滞了本国的发展，也使得整个地区的发展步履维艰。他们发现，资源越丰富的国家，政府越不需要依靠税收来维持地位，也就难以建立起对政府的有效约束机制，政府就会滥于分配而不是刺激生产，结果生产就停滞了。自然资源陷阱并非最贫困的的国家所独有，但对它们来说危害却甚为严重。他们发现，许多贫困国家身处内陆，而周围又恶邻环绕，使得它们自身的变革和发展深受局限，因为它们的出海通道终究得依赖邻国的基础设施，或者需要以邻国为市场；所以邻国治理好坏对其影响至深。他们发现，一个国家的恶劣治理政策可以自我发生转变，但也有可能被锁定而阻碍了改革的步伐；统治者为了巩固其统治而采取的严厉惩罚加大了改革者的成本，使得有能力的人们更可能是选择移民到其他国家，而未能流动的那些人往往也正是缺乏改革思想和能力的人；在很多国家，谁掌握军队谁就有制定规则的权力，最底层的10亿人正是被自己的军队威胁着，也就被巧取豪夺式的勒索威胁着。
我个人认为，科利尔这本书毫无疑问加深了我们对于一个国家制度变革的理解。我们明知有好的制度，但是在最贫困的国家却无法建立起这些好的制度，原因正在于现有的恶劣制度正是各种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累积的结果。一个国家的国民也许可以改变内部因素，但往往无法改变外部因素，制度变革就难以发生；甚至，一国的内部因素也难以改变，当它已经成为一个稳定均衡的时候。在演化博弈论中，演化稳定的均衡意味着少数个体的变革行为是不可能成功的，为了使稳定均衡从一个状态转移到另一个状态，往往需要借助某种外力。虽然科利尔从来没有提到博弈和演化之类的词语，但是我想他一定有同样的思考。因为在他提出的帮助这最底层的10亿人的政策中，比如资金援助、军事干涉、法律和章程的修订、国际贸易政策调整，都无一不强调了通过外在的力量去影响甚至迫使这些贫困国家的制度做出响应，做出向良性方向的调整。是的，就这么多年的历史来看，那些最贫穷的国家在可以预期的未来将难以通过自身的努力走出那些贫困的陷阱，只有通过外力打破其顽固的劣制度均衡，才有可能逃出生天。
在这本书中，我们也可以读到一个正直的学者形象。科利尔批判了那些贫困国家的政府当局，批判了援助国家各自心怀鬼胎的政客，批判了唯利是图的所谓慈善机构，有时候也会出于对现实的无奈而小小地自嘲一下，但却始终没有忘记呼吁每一个普通人为拯救那些最底层的10亿人做力所能及的工作。事实上，他这本书没有采用学术语言来写作，而更像一部富有感染力的文学作品，他之所以这样做，我想主要的目的还是希望能够影响更多的普通人，获得更多的行动支持。他最终要主张的是：对全球发展问题的关注应重在最底层的10亿人而不是贫困世界的40亿人；最底层的10亿人内部，存在一场实现变革的勇敢者和反对他们的强权团体之间的激烈斗争，可我们却更多地只充当了旁观者——现在我们再也不能袖手旁观了，不能再仅仅考虑援助，也需要考虑贸易政策、安全战略、法律调整以及新的国际章程。
丁骋骋 浙江财经学院金融学院副教授 经济学博士
先说个故事。春秋时期战乱频仍，民不聊生，鲁国颁布了一条法令：凡是鲁国人在其他国家看到有本国老百姓沦为奴隶的，将其解救出来并带回到国内，可以向政府去申报，所需费用由国库报销，还给予奖励。一次，孔子的一个学生外出讲学，在别国看到了一个鲁国人沦为奴隶，就花重金将他赎了出来，并把他带回鲁国。回国后，他并没有去申报。在这位弟子看来，解救自己的同胞是他理所当然应该做的，如果因此向公家索取奖金，是小人所为，为君子所不齿。他原以为这样做，孔子会对他大加褒奖，没想到孔子把他骂了一顿。孔子说：“你这样做出发点固然很好，但你的行为实际上起到一个很坏的榜样作用。其他人如果在国外遇到了鲁国的奴隶，到底是救还是不救呢？如果解救鲁国的奴隶，把他们带回国内向政府去申报还是不申报呢？如果不申报，那他损失了一笔赎金；如果申报了，人们就会戳他的脊梁骨：你看看人家的思想境界多么高，做了好事也不留名，而你居然为了获得政府的奖赏才去做好事。这样一来，很多人就不会解救鲁国的奴隶，鲁国这项法令就无法很好地执行了。”
中国古代就有先贤认为，人本无所谓性善性恶，就像水没有东流西流的定向一样，“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孟子·告子上》）。而如何“决”，就是制度的作用。制度规定着人们利益取向，决定着人们的行为。 （080630上证报）
James A. Dorm 凯托研究所的中国问题专家 著有《中国的未来：建设性伙伴还是威胁》
我个人认为中国应该继续推进“小政府，大市场”的改革。中国应该保护私人产权，更加深入全方位地开放市场，还需要逐步平衡国际收支成为一个资本净流入地。美国应该关注中国在制度建设上取得的进步，而并非仅仅狭隘地推动人民币加速升值。
美国国会必须清楚，中国需要的是制度方面的改革，但是单纯的外力不能促使中国发生变化。中国人民要自己决定选择什么样的制度。谁都不能低估，经济改革促进政治改革的力量。随着个人收入的不断增长，中国的中产阶级也要求保护私人产权，中国人大也与时俱进修改了宪法，在法律上承认私人产权。
（080703 21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