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三位博弈论(gametheory)专家:纳什(JohnNash)、塞尔屯(R.Selten)和哈桑尼(J.Harsanyi),这个事实说明博弈论对经济学的巨大贡献。其中纳什在1950年写了一篇题为《n人博弈的均衡问题》的论文,这篇论文很短,只有一页纸,论文在非常一般的意义上定义了非合作博弈及其均衡解,并证明了均衡解的存在,从而奠定了非合作博弈论的基础。他所定义的均衡被称为“纳什均衡(NashEquilibrium)”,成为当代非合作博弈论中的重要概念。所谓“纳什均衡”指的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假设有N个人参与博弈,在给定其他人策略的情况下,每个博弈参与者都选择自己的最优策略,这样,各方的最优策略就构成了一种均衡,这就是纳什均衡。在纳什均衡点上,参与博弈的各方都面临着这样的一种情况,即当其他人不改变策略时,他的策略便是最好的,此时他如果独自改变策略,他的支付(payoff)便会降低。因此,在纳什均衡点上,每一个理性的博弈参与者都不会有单独改变策略的冲动。当代博弈论被广泛的应用于微观经济学中。其实,博弈论只是一种方法和工具,主要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在何种情况下实现均衡。既然是一个工具,就不仅可以用于经济学,也应该可以用于研究社会,尤其可以用来研究反映古代战争的小说,因为战争本身就是一种巨大而复杂的博弈。本文试图从博弈论角度研究《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的博弈,研究诸葛亮博弈的理论与实践,探讨其成败与得失。

　　《三国演义》第五十回“诸葛亮智算华容,关云长义释曹操”是非常典型的一个博弈实例。赤壁之战曹操大败,狼狈逃回中原。此时刘备一方负责拦截败退的曹军。诸葛亮设计了三道拦截,第一道由赵子龙为将,第二道由张飞为将,经过第一关与第二关的围堵之后,曹操兵马已消耗殆尽,最后一关华容道便成为关系曹操生死存亡的一道坎。当此时,曹军只剩三百余骑,且衣甲不整,灰头土脸,惊弓之鸟,草木皆兵。诸葛亮随便派一个将领去,都将能把曹操擒获,而使赤壁之战的胜利果实更为圆满。派谁去完成这个任务呢?这虽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又是一件容易解决的事。但此时诸葛亮却派关羽去!刘备素有知人之明,他是不放心关羽的,他提醒说:“吾弟义气深重,若曹操果然投华容道去时,只恐端的放了。”以诸葛亮之聪明,他当然知道派关羽去要坏事,却依然派他去,军师玄机妙算何在?对此,诸葛亮解释说:“亮夜观乾象,操贼未合身亡。留这人情,教云长做了,亦是美事。”按此说法,那是曹操命不该绝,诸葛亮不过送个顺水人情罢了。其实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只可惜一千八百年来,无数的读者都被诸葛亮骗了。不仅后来者被骗,连当事人刘备和关羽也都被孔明先生蒙在鼓里。最可怜的还是关羽,他将曹操放走后,默然回营请死,诸葛亮装模作样的要把关羽推出斩首,若非刘备兄弟情深,为他求情,关羽真要成为刀下冤魂了。对此,《三国演义》作者感叹说:“拼将一死酬知己,致令千秋仰义名。”其实,不分敌我,纵虎归山,这样的“义名”在政治斗争中并不可取。

　　那么,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这大概是老实人万万没有想到的,其真相是:诸葛亮才是放走曹操的真正策划者,关羽不过是一个被蒙在鼓中的盲目的执行者罢了。但盲目无知的执行者却完成了一个精心策划的大计划,或者换句话说,聪明人深思熟虑的杰作是由一个傻瓜误打误撞完成的。这就是华容道放曹操的真相!华容道放曹是形成天下三分的关键一步,而这关键的一步派谁也完成不了,只有关羽堪当此任,只有关羽才是放曹的最佳人选。因此,事实上是关羽,也只有关羽才能为诸葛亮完成这件大事。所以,关羽在华容道一役中,不仅没有犯错误,反而是立了一个绝世大功!

　　要将其中道理讲清楚,还必须从诸葛亮的战略思想说起。诸葛亮的战略思想是先形成三分天下的格局,而后待条件成熟,再行统一天下。诸葛亮这个博弈思路在隆中对策中已经考虑成熟。隆中对策分析当时的天下形势是,曹操“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此可用为援而不可图”;刘备一方可利用、发展的空间只有荆益巴蜀这西南闲地。诸葛亮为刘备定的统一天下的策略是分两步走:第一步三分天下,站稳脚跟,第二步才是统一天下。要实现第二步必须具备二个条件:首先是三分天下,也就是完成第一步,其次是必须“待天下有变”,有一个合适而有利的时机,二者缺一不可。赤壁之战是实现第一步的关键之战。比较此时三方力量,显然是曹最强,孙次之,而刘最弱,孙、刘只有联合起来,才可勉强与曹抗衡。从表面看,赤壁之战是孙刘联合抗曹,孙刘是有着共同利益的盟友。而事实上,曹、孙、刘三方之间的关系复杂而微妙。就孙权一方而言,其目标有两个:首先是在赤壁之战中将曹操一方彻底打垮(最好是彻底消灭),这样,战后的孙权便将成为天下无敌的最强者,这是孙权一方想得到的最好结果,也是孙的最大利益所在。其次,最好能在这场战争中,在打败曹操的同时,削弱刘备的力量。这样,即便赤壁之战无法全歼曹操,孙权一方在战后也会少一个强势对手。赤壁之战中时见周瑜与诸葛亮之间闹矛盾,其实这并不单纯是性格或气度之争,主要还是周瑜为实现孙权一方的第二个目标所采取的行动。而对于刘备一方来说,情况就较为复杂了。他有三个目标:首先,必须联合孙权打败曹操,为自己赢得生存的时间与空间。这虽是一个急所,却还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还在后两个目标。其次,他又不能让曹操一方消失。因为曹操的存在可以牵制孙权,孙权只有在北有曹操威胁的态势下,才有可能想到联合刘备。换言之,只有曹操存在,刘备的存在才具价值,其间颇有“一损俱损”的意味。因此,刘备要实现自己存在的价值,就必须保存曹操。从这个意义上说,曹操与刘备之间客观上存在着一个默契,即曹操不可灭。另外,刘备一方还要力争实现他的第三个目标,即在战争中尽可能地多捞私利,借机壮大自己,攒得三分天下的资本。因此在赤壁之战中,刘备一方是出力而不尽力,出三分的本钱,却想捞十分的利润。对曹操一方来说,则有二个目标:首先,当然最好是将孙刘联军灭掉,实现他一统天下的雄图;其次,在灭不了孙刘的情况下,让刘备一方强大一些,这样于己更为有利,因为一个相对强大的刘备的存在,对孙权也是一个牵制,曹操可以坐收渔利。因而适度强大的刘备的存在,对曹操来说是有价值的。刀光剑影中的三方,其关系竟如此地复杂而微妙!深谋远虑的诸葛亮当早已洞察此中奥妙,所以在赤壁之战中,他才会如此地从容镇定,游刃有余。再看赤壁之战结局,三家中孙权实现了最重要的第一个目标,却失去了第二个目标;曹操失去了最重要的第一个目标,只实现了次要的第二个目标。只有刘备一方圆满地实现了预定的三个目标:打败曹操,保留曹操,夺得荆州,从而站稳了脚跟,有了三分天下的基本本钱。初出茅庐的诸葛亮在这场赤壁博弈中,牛刀小试,即取得了完全的成功。

　　反过来,我们设想,如果诸葛亮在华容道上逞一时痛快,把曹操灭掉,则三分就变成了二分。二分之后,刘备集团单独面对强大的孙权集团,孙刘矛盾将立刻尖锐起来,而此时刘备集团的力量还远不足与孙权集团抗衡。两大集团若此时发生对抗,失败者必然是势力弱小尚无根据地的刘备一方,这几乎是不劳证明的。因此,赤壁战后对刘备集团最有利的局面是保留曹操一方,使之有一个足以震慑的力量,以此牵制孙权集团。所以诸葛亮用“夜观乾象,操贼未合身亡”的话糊弄刘备。这话可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曹操此时气数正旺,灭不了他;另一种解释则是此时曹操还不应死,死了对我们不利。诸葛亮心中的解释应是后一种,只不过没明说罢了。赤壁战后,三分雏形已经出现,曹操无力南下,只能静观待变,而孙刘联合也足以抗曹,三方形成了一种均衡。在这个均衡中,理性的各方在他人不改变策略的情况下,其现有的策略都是最优的,谁也不会有改变自己策略的冲动,谁若单独改变自己的策略,谁就要付出大的代价。这就是一个纳什均衡,其均衡点即在于三方战后均采取“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从纳什均衡角度分析,华容道放曹是诸葛亮当时应采取的唯一的理性决策。

　　但是,放曹一事应由谁来完成呢?这是诸葛亮要费脑筋思考的问题。

　　此事似易实难。因为诸葛亮放曹必须放得天衣无缝,必须放得孙权周瑜无话可说。此时孙刘双方是联盟,有一个共同灭曹的协议。刘备一方若在关键时刻公然放曹一马,则与叛徒何异?不仅在孙权面前说不过去,也难以面对世人,面对后人,至少从《三国演义》小说来看是这样的。因为《三国演义》的反曹倾向很明显,刘备诸葛亮也始终是以“匡复汉室”“汉贼不两立”为其政治口号的。喊着这样的口号,却干着放曹的勾当,岂非滑天下之大稽!因此,诸葛亮此时必须找一个有放曹借口的人,这个人就是关羽。关羽当年下邳兵败,被迫入了曹营,曹操待他极厚,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赠金赠袍赠赤兔马,连过五关斩六将也没有深怪于他,应该承认,曹操对关羽私人是有大恩的。加之关羽素重“义气”,正如过华容道时程昱对曹操分析的,关羽为人“傲上而不忍下,欺强而不凌弱,恩怨分明”,这是他性格的特点,也是他性格的弱点。关羽有这样的前事背景,加上他的性格特点,由他来执行放曹这一特殊使命最为合适。放曹之后,对外,诸葛亮可以用这是关羽的个人行为来解释;对内,又可以凭关羽与刘备的特殊关系赦免他的放曹之罪,一举数得,何乐不为?如此看来,去华容道前诸葛亮要关羽立军令状之事,显然是一场演出,是演给孙权看的折子戏。当然,诸葛亮导演此事既不可向刘备道破,也不可对关羽明说。《三国演义》第二十回“曹阿瞒许田打围,董国舅内阁受诏”,国舅董承接受了汉献帝要他组织人马讨伐曹操的衣带密诏,刘备看到密诏后,与董承等人共同签署了讨曹的“义状”。如果在华容道公然放曹,必将在政治上陷入被动。关羽也是个忠义之人,如果知道诸葛亮的玄机,恐怕至少不会在华容道上演得那么自然真实。这真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何况诸葛亮如果把其奥秘明告世人,他的形象也会有负面影响。因而他“瞒天过海”,将此事瞒个严严实实。

　　赤壁之战中,诸葛亮有一出很精彩的“舌战群儒”,似乎很可以表现诸葛亮纵横家的风采。去江东前,诸葛亮曾笑对刘备说:“亮借一帆风,直至江东,凭三寸不烂之舌,说男北两军互相吞并。若南军胜,共诛曹操以取荆州之地;若北军胜,则我乘势以取江南可也。”刘备认为“此论甚高”。但细想一下便可看出,诸葛亮这里说的不全是实话。以诸葛亮之聪明,怎么会看不出,如果曹操胜,则对刘备一方是最为不利的,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曹操怎么可能让刘备坐收渔利?诸葛亮作为一个高明的战略家,无论如何不会如此天真,如此一相情愿。因此,诸葛亮所设想的两种结果其实只有一种是可能的,即南军胜刘备趁机取荆州。荆州是赤壁之战最重要的战果之一,这个战果却被出力很少的刘备摘去了,这实在有点让人不服。但是,如果从博弈论角度看,这种结局却在意料之中。在取荆州这件事情上,合力抗曹的孙刘之间存在着一种博弈,这个博弈就是博弈论中有名的“智猪博弈”。

　　所谓“智猪博弈”是这样设计的:长长的猪圈里关着一大一小两头猪,猪圈的一头安装着一个特制的按键,另一头为食槽,必须按一下按键,才会有若干单位的食物落入食槽供二猪食用。假定猪按一下按键,便会有8单位食物进入食槽,但去按键的猪要付出2单位的成本。两猪如果同时到达,则大猪因为身强力壮可吃到5单位食物,小猪力弱只能吃到3单位食物;如果小猪去按键,则大猪先到食槽,可得7单位食物,后到的小猪只能得到1单位食物;如果大猪去按键,则小猪先到食槽可得4单位食物,后到的大猪也得4单位食物。这里,大猪小猪都有两种策略可供选择:按键或等待。排列组合它们不同的策略选择,可有四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大猪小猪同去按键同回来吃,在这种情形下,大猪可得3个(5-2=3)单位的事物,小猪得1(3-2=1)个单位的食物;第二种情况是大猪小猪都不去按键,在这种情形下,它们得到的食物均为0单位;第三种情况是小猪按键大猪等待,在这种情形下,大猪可得7个单位的食物,而小猪虽然得到1个单位的食物,却要付出2个单位的成本,因此小猪的收益实际上是-1(1-2=-1)单位;第四种情况是大猪按键小猪等待,在这种情形下,小猪可得4个单位的食物,而大猪得到的4个单位食物中,还必须扣掉2个单位的成本,这样,大猪实际得到的仅为2个单位的食物。比较四种情况可以看出,在智猪博弈中,小猪有一个优势策略,小猪的优势策略就是等待。因为除非大猪赌气,宁与小猪一起饿死同归于尽,也不肯去按键。但这种选择是非理性的,在博弈论中,我们假设博弈参与者都是理性的,因此这种非理性的情形不在考虑之列。小猪若去按键,最多只能得到1个单位的食物,不去按键却倒有可能得到4个单位的食物。在小猪确定以不按键为它的优势策略后,大猪别无选择,只得去按键,因为不按键连2个单位的食物也得不到。这样,虽然心不甘情不愿,按键还是成为大猪别无选择的优势策略。大猪的优势策略颇有点为他人做嫁妆的味道。智猪博弈是有均衡解的,其均衡解就是“大猪按键,小猪等待”。使人心理难以平衡的是,在智猪博弈中,多劳者并不多得,少劳者也未必少得。这种情形在经济活动中并不少见,如大企业斥巨资搞创新,小企业则投机取巧搞模仿;大企业费力开拓市场,小企业则顺势跟进;大公司原创,小公司盗版等等。这种情况在政治军事的斗争中也不少见。

　　回到孙刘联合抗曹这件事上,我们很容易看出,孙权一方其实扮演的就是智猪博弈中大猪的角色,刘备一方则是拣了大便宜的小猪。赤壁正面作战的是孙权,出大力的也是孙权,但最大的胜利果实———荆州却被刘备摘去。多出力并没有多得,少出力并没有少得,这就是孙刘在赤壁之战中的博弈结果。这个结果看似有欠公允,其实是形势使然。因为面对曹操的进攻,如果孙权和刘备都选择投降,则孙权的损失要比刘备大得多,刘备基本上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他没有多少可损失的东西。在这样情形下,只要孙权是一个理性的博弈者,他就必然要选择抗曹的策略,因为他首先要维护自己集团的利益,至于在维护的同时,被刘备拣了便宜,那也没办法。诸葛亮完全洞悉个中奥妙,因此,他的江东之行看似险象环生,其实只是一次轻松愉快、稳操胜券的旅游,舌不舌战群儒,根本无关大计。

　　空城计是诸葛亮博弈的又一典范。

　　空城计是不对称信息博弈,不对称信息博弈又称不完全信息博弈。我们前面谈到的智猪博弈是一种完全信息博弈,完全信息博弈预设所有的博弈参与者都明白其他参与者的支付函数,换言之,即支付函数是所有参与者的共同知识,博弈各方都能预见到博弈的结果。满足这一条件的博弈称“完全信息博弈”。具体到赤壁之战中孙刘的智猪博弈,孙权明知赤壁之战要被刘备拣便宜,但为了自己的利益,又不得不让刘备拣;诸葛亮也知道孙权不得不让他拣,即便看见他拣,也无法阻止他。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许多博弈并不满足完全信息的要求,参与博弈的各方所得到的信息并不完全相同,各方之间的信息是不对称的,这就形成了不对称信息博弈,信息不对称对博弈的结果产生了影响。

　　博弈论专家在研究不对称信息博弈时构想了一种博弈模式:“啤酒—蛋糕博弈”。在这个博弈中,参与人某甲是一个善于打架的强者的概率是0.9,是一个不善于打架的弱者的概率为0.1,但即使某甲认为自己能打赢,他也不想打。参与者某乙则是另一类人。他如果知道某甲是弱者就想打,是强者就不打,一个典型的欺软怕硬者。现在他不知道某甲到底是强者还是弱者,但是他可以观察某甲。他知道弱者喜欢以蛋糕为早餐,强者则喜欢以啤酒为早餐。某乙判断某甲是否为强者的依据是看对方早餐吃什么,吃蛋糕就是弱者,吃啤酒就是强者。但他不知道对方是出于兴趣真的爱吃,还是为了别的目的而装着爱吃。这样,如果某甲不想打架,那么,无论他相对于某乙来说是强者还是弱者,也无论他早餐爱不爱喝啤酒,在早餐桌上他一定是大喝啤酒,喝啤酒目的只有一个,即向某乙传递这样的信息:敝人可是强者,君莫轻举妄动!而某乙见某甲大喝啤酒,就判断某甲是强者。这样一来就避免了一场恶斗。在“啤酒—蛋糕博弈”中,某甲的信息是完全的,他既知道自己想避免这场斗殴,也知道对方将视自己的强弱而采取不同的对策,还知道对方判断强弱的依据是看早餐吃什么。有了完全的信息后,某甲就采取了符合自己意愿的策略。而某乙的信息则是片面的,他只能依据早餐吃什么来判断对方的强弱,二者信息不对称。空城计博弈中,诸葛亮和司马懿的信息也是不对称的,诸葛亮拥有更多的信息,因而这是一个信息不对称的博弈。

　　在这场博弈中,诸葛亮可选择的策略有两个:“弃城”或“守城”,他既知道己方之弱,又知道对方之强,还知道如果司马懿发动坚决的进攻,则他无论弃守,都免不了失败。司马懿的策略也有两个:“进攻”或“后退”。关键是司马懿不知道诸葛亮的底细,如果司马懿明了诸葛亮的处境,他就一定会进攻,则诸葛亮无论弃守,都改变不了大败的结局。司马懿因为不知道诸葛亮的底细,他无法决定到底是进攻好还是后退好。诸葛亮在这样的情形下,唯一的办法就是弄险,竭力向司马懿传递一个虚假的信息,促使司马懿依据虚假信息作出错误的决策判断。《孙子兵法》说:“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诸葛亮则反过来,不能而示之能,不用而示之用,终使司马懿做出错误判断:城里有伏兵。于是他选择了“后退”,蜀兵必败的结局被避免了。在空城计中,诸葛亮大开城门,稳坐城头,焚香抚琴,静如止水,其策略行为与“啤酒—蛋糕博弈”中某甲早餐大喝啤酒,向某乙传递自己是强者的信息情形相似,他将通过这一行动向司马懿传递自己是强者城中有伏兵的虚假信息,使司马懿误以为后退比进攻好。其实,当时选择后退的策略是否比选择进攻的策略好,并不是现实的比较,而只是司马懿在信息缺乏情况下的一种主观判断,一种期望值。所以在不完全信息博弈中,博弈的参与者不是使自己的支付或效用最大,而是使自己的“期望支付(或效用)最大”。司马懿选择后退,而不选择进攻,是因为他判断后退的期望效用值比进攻的期望效用值大。诸葛亮选择空城计也是想使自己的期望值最大。只是司马懿的期望值最终证明是一个错误的判断,而诸葛亮却使自己从极端不利的情况下摆脱出来。在这一场不对称信息博弈中,诸葛亮胜利了,而司马懿则失败了,这里的关键就在于双方在博弈中的信息不对称,不对称的信息导致判断失误。从博弈论角度看,空城计是诸葛亮此际的唯一选择。

　　诸葛亮一生参与过许多博弈,作为一个博弈家,他在多数情况下都是成功的。他的博弈实例很多,以上几例不过是大家最为熟悉的罢了。他在博弈中总是比较冷静,比较理性,有洞察力,有远见,尤其是他的隆中对策,更是古往今来决策的典范。隆中对策发表于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而刘备称帝真正实现天下三分则在蜀汉章武元年(公元221年),其间相隔十四年。这个在信息不畅通的古代,单凭其个人智力作出的决策,竟然在时隔十四年之后得以完全实现,实在不能不说是古今中外决策史上的一个奇迹。这种在事物的混沌阶段,就能预见其后十余年变化格局的能力让人佩服。但诸葛亮博弈也有失败的例子,其最大失败就是晚年的六出祁山,坚持北伐。本来魏蜀吴三国鼎立,已经形成了一种纳什均衡。在纳什均衡的状态下,每一方所采取的策略都已经是最优策略,没有谁会愿意(事实上也没有这种能力)首先单独改变自己的策略。另外,这种鼎立的局面还比较脆弱,对于蜀吴两方来说,能维持三分局面已是万幸。因为在三国鼎立的平衡中,三方的权力指数是不相等的。吴蜀联合起来,其力量仅可与魏平衡。如果用天平为喻,则孙刘二筹码加在一起,只等于曹操这个大筹码。如果用股份公司为喻,这个股份公司有3个股东,魏是大股东,占有百分五十的股份,蜀吴则各占百分之二十五。在一个公司中,只有占百分之五十一以上股份的股东,才有控股权。对于魏来说,他要取得控股权,既可以联合吴,也可以联合蜀,因此魏的权力指数是2。而吴和蜀他们两家联合起来还不可能取得控股权,吴或蜀只有联合魏才可能有控股权,也就是说,他们的权力指数只有1,其中蜀汉一方又显得更弱一些。在这样的形势下,诸葛亮主动发起对魏的进攻,想打破三国业已形成的多年的平衡,显然是一种冒险,是一种不自量力的行为,也可以说是博弈中的一种非理性行为。从军事学角度看,诸葛亮六出祁山也违背了兵法原理。《孙子兵法》说:“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因为战争是双方互动的行为,影响胜负有许多因素。“为不可胜”的主动权在我,而“敌之可胜”则还要敌方“配合”,不是我方的主观愿望就能单方面决定的。最接近军事原理的棋类是围棋,《围棋十诀》第一句话就是“不得贪胜”。六出祁山显然是一种贪胜行为,明显违反兵家理论。此外,六出祁山也违背了诸葛亮隆中对策的初衷。诸葛亮原先设想天下三分后,要统一天下还必须有一个条件,即“天下有变”。而在六出祁山时,并未见三国均衡形势有何重大变化。在博弈论中,我们强调博弈的参与者都是理性的人,所谓理性的参与者,是指在给定的条件下,参与者总是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总是冷静地权衡利弊,比较得失,谨慎行事。必须说明的是,理性人并不等于是自私的人,理性人可以是利己主义者,也可以是利他主义者。诸葛亮在许多博弈中都显得非常理性,而诸葛亮并不是一个利己主义者。博弈论之所以假定参与者为理性人,是因为如果博弈者是非理性的,决策随心所欲,率性而为,这种决策就是非科学的,就没有规律可寻,疯子的决策是谁也无法预测的。在日常生活中,理性的人总是居多,尤其是在作重大决策时,人们总是反复比较,再三考虑,就因为人们在决定大事时,通常总是理性占了上风。尽管这样理性的决策还经常会因为种种未能预料的原因而遭致失败,更何况那些非理性的盲目决策!因此,当要做出关系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一个政治集团利益、命运的重大决策时,决策者必须极端冷静,必须极端的理性和尽量的科学。此际必须抹去任何感性的色彩,平息愤怒激情,不顾旧日恩怨,摈弃道德义忿,抛却亲情缠绵,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做出正确的理性的决策。以诸葛亮的智商和博弈经验,他怎么会如此偏离理性决定一件大事呢?

　　影响他理性决策的根本原因在于他的道德信念。他相信,刘邦之后既然是刘秀,那么,刘秀之后就自然是自称中山靖王之后的刘备了。他要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坚持“汉贼不两立”。把“奖帅三军,北定中原”、“匡复汉室还于旧都”看作是自己的“职分”,把治军之事交给自己,却把治国这一更重要的事托付给扶不起的阿斗。这是本末倒置。治国才是根本,治军只是治国的一个分支。六出祁山有几次似乎就要成功了,只是因为一些偶然的因素而失败,好象如果没有这些偶然因素,诸葛亮就成功了这是因果倒置。六出祁山的失败在偶然中寓必然,如果成功,那倒真是侥幸而偶然的。他一生中最后的一次重大博弈最终失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教英雄泪满襟”,固然令读者感慨唏嘘,但又是无可奈何的事。究其原因,是因为他把道德因素放到了第一位,变成了一个非理性的博弈者。在博弈中,道德与理性并不总是统一的,道德与理性有时会发生冲突。有时理性的人不一定是道德的人,道德的人不一定是理性的人。当一个人不计力量强弱之悬殊,不顾形势对比之明显不利,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时候,他可能会成为一个感动千古的伟大的道德圣人,却难逃作为一个现实生活中失败的博弈者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