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风险模型和逆向选择模型都仅考虑了企业主和员工两层科层结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企业通常都是多级委托--代理关系。一方面，企业通过科层这种组织方式更好地享用了分工的好处和提高了管理的规模效率；另一方面，科层组织也带来了更为复杂的委托--代理问题和与之相关的非效率。

这里，主要介绍关于企业科层的两个模型：威廉姆森（Williamson，1967）基于信息传递与扭曲的企业最优科层理论和梯若尔（Tirole，1986）关于合谋问题的企业科层理论。

一、基于信息流传递效率与扭曲的科层理论

企业之所以需要科层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专业化分工和规模经济的好处。不过，企业科层组织有效还必须依赖于一个条件，即上级管理者必须要从下级职员中搜集足够多的有效信息，并能够有效地向下级职员发布各种规则和指令。“信息的不对称性”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信息扭曲和片面性，信息传递过程中的时滞和失真，决策者的有限理性，都限制了科层组织配置决策的有效信息量。基于此，威廉姆森首先对企业科层问题进行有益探讨，认为应该存在一个企业最优科层结构来决定企业静态规模边界。

通过模型推导，得出一个基本结论：企业内部信息传递的效率越高，那么企业最优的层级或者规模就可以更大。

同时，威廉姆森认为，企业的规模经济性质，产品市场的不完全竞争程度，以及管理层对非利润目标的追求等因素也会影响到上述模型中的最优企业层级（规模）的决定。

二、防止合谋是企业制度安排的重要内容

威廉姆森主要讨论了自上而下的信息扭曲对企业科层与边界的影响，并没有揭示信息扭曲的内在机制以及如何通过组织和契约安排来减少信息扭曲。后来的学者发现，内部的信息扭曲很可能来自于一种特殊的机会主义行为—“合谋”（collusion），即中层干部会和员工联合起来有意地报告不完整信息，甚至错误信息以欺骗高层。

关于企业科层中的合谋问题，梯若尔（1986）用一个典型的三层代理模型，初步刻画了纵向组织中的合谋，并且在梯若尔（1992）中总结了合谋理论的过去和未来的前景。

在考虑了防范合谋的约束之后，高能者的生产条件仍然达到最优，而低能者的生产条件进一步向下扭曲的程度要比前面逆向选择情形时轻，即引入监督者之后，配置效率得到了提高。

第五节 企业的团队生产理论

一、企业的产生：团队生产与测度难题

阿尔钦和德姆塞茨（1972）认为企业无非是一种特殊的契约安排，其本质特征并不是以命令或权威控制下的长期劳动雇佣契约关系，而是生产的团队性质和“中心签约人”的存在。他们认识到许多生产活动都具有团队生产的性质。

如果对避责行为（shirk）（比如偷懒）监督不力，就会导致整个团队生产效率的低下。同时，生产的团队性质也便利团队成员之间的相互监督非常困难。鉴于此，克服避责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安排一个专职的检察团队成员投入于业绩的监督者，而且还同时将剩余索取权交给他，以此保证他有监督的积极性。在作者看来，这个角色天然地归资本家。这样，企业就成了一个特殊的“检察装置”（阿尔钦和德姆塞茨，1972，p.785），一个能够比非集中契约关系更有效地解决团队生产中的避责问题的装置。

二、委托人的特殊功能：平衡预算及激励安排

霍尔姆斯特朗（1982）的研究表明，在一个团队（比如企业）中委托人的重要功能还在于管理团队的激励安排以便打破预算平衡的困境，从而使得众多代理人博弈的纳什均衡也是帕累托均衡。

搭便车问题不仅仅是绩效测度困难的结果，而且还是预算平衡约束的结果。霍尔姆斯特朗（1982）认为，促使团队成员非合作博弈的纳什均衡是帕累托均衡的有效途径，就是引入一个来自于团队之外的委托人作为剩余索取者，并由他来设计和执行团队的激励安排。当然，这个方案并不是实现帕累托最优的惟一方案。

可见，在企业中作为委托人的企业所有者的存在，并不是仅仅作为监督者，而是承担着设计团队激励方案并保证其有效实施的重要角色。而且，在不确定的环境中，委托人的这种作用将显得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