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作为”极限”的理性与”理性主义”的极限

如上述，主流的正宗的经济学家们，继承了休漠开创的经验主义传统（以及卡尔·波普的证伪主义方法），把”理性”假设作为一种方便的”工具”推展到了极端的境界。以贝克尔后期工作的新经济增长模型为例（参见我在《信报财经月刊》1995年上半年连载文章，又载《经济研究》94年7月），在贝克尔模型里，第一代家长在决策时使用的是所谓”王朝效用函数（dynasticutility)”。我们可以理解，贝克尔是依据了同样的。上面引述的反击进化论时的理由——那些能够生存下来被我们观察到的家族或”王朝”看上去一定是理性的，祖祖辈辈最大化他们王朝效用函数的家族。但是当我们在博弈论中试图接受贝克尔的观点时，我们会遇到麻烦。

克莱琅斯和宾默尔详细讨论了纳什均衡的意义，他们的结论，像老前辈阿曼（R·Aumann）的看法一样，仍然是：所谓”均衡”只不过是大家都认为显然的游戏的一种玩儿法。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大家都认为这同一种玩儿法是”显然”的呢？克莱铂斯在《微观经济学教程》第410一417页列举了五种解释。总括来看，这些解释最终依赖于人们共享着的知识传统的特性。这在我自己的研究里称为”知识结构”。

举一个例子说，在著名的”囚犯悖论”博弈里（参见前引的我在《信报财经月刊》的文章），两个囚犯都知道互相信任可以给他们带来最大的好处，但是他们仍然选择了”不合作”的策略，即纳什均衡。每一个人的推理过程都是无限理性的：假如我选择”合作”策略，我的理由是什么呢？我必定是相信他也将选择”合作”策略。但是他根据了什么理由选择与我合作呢？必定是他相信我将选择”合作”策略。但是他为什么相信我将选择”合作”而不是”不合作”策略呢？必定是他认为我相信他将选择”合作”策略。但是他据了什么理由相信我将相信他将选择”合作”策略呢？必定是他认为我将相信他将会相信我将选择”合作”策略。但是……如此类推，以致无限多的”但是”。通过这个过程达到的极限状态的知识在博弈论里叫做”共享知识（commonknowledge)”。读者能够想象这个无限的推理过程吗？不仅读者想象不了，连西尔顿(R．Selten，1994年分享诺贝尔经济学奖）也认为人类理性不大可能完成这么无限的任务。那么我们如何对待芝加哥学派的那个著名的理性主义辩护呢？在贝克尔或卢卡斯的理性选择模型里，人的理性只需要计算无限遥远的将来的成本与收益。这在芝加哥学派”理性与演进淘汰过程等价”的道理中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当我们研究的目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博弈时，彻底的理性假设就要求博弈各方做上述的无限推理。那是一种无限的”由己及人，由人及己”的反复过程。如果我们仍采用芝加哥学派的论证说：那些存在的，被观察到的行为，一定是均衡的，看上去一定是理性的结果。那么我们就等于取消了博弈论研究的目的。不是吗？博弈论学家们关心的正是在许多可能的均衡中，人们将会停留在哪些均衡状态里。我们的目的是要找到判据来排除一些可能的均衡状态，来认定一些更可能出现的均衡状态。我们完全无法接受”凡是存在的必是合理的”这类黑格尔式的论证。结论：”芝加哥学派辩护”在经济学理性主义运动的博弈论阶段完全无效。

现在让我们站在一个超越经济学的层次来看待这个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困境。早在维也纳小组的核心人物恩斯特·马赫的时代，研究知识论的学者就已经表述了上面那个令读者头痛的博弈论里所谓的”共同知识（commonknowledge）”。用分析哲学家魁恩(W.V.Quine)的术语，当我认为”我知道”的时候，我知道了某件事情。当我认为”我知道我知道”的时候，我已经确认了”我知道”这件事。换句话说，我们没有必要无穷他说”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也就是说，我们说两次”我知道”就算是到达一个”不动点”了，就是均衡了。但是博弈中出现的问题不是重复说多少次”我知道我知道”，而是重复推演无数次”我知道他知道”。这才是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困难。用胡塞尔（E.Husserl）的术语，这叫做”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指称一件知识当我认为真确时，是否别的人也认为真确。我以为，由”主体间性”及其缺失所产生的”现代性危机”，是当代社会思想关心的核心问题。

在社会学领域中，孔德(Aug1istu Comte)，迪尔凯姆(EmileDurkheim)，韦伯（MaxWeber），和帕累托(ViifradoPareio)，都已经强烈感受到社会进入现代时的那种”基础瓦解”的失落心态。是什么东西造成社会基础的瓦解？什么是一个社会的基础？这些问题正是早期社会学大师们研究的主题。上述社会思想家们思考得到的结论是：知识的分裂，每个人（由于分工和专业化）占有与其他人不同的知识，这造成人们价值观念的分野和进一步瓦解了社会的道德共识。我们从美国最近的辛普森审判可以清楚地看到法律知识的局部化造成陪审团的决定是多么出乎意料。事实上你从大街上找不到一个人，他或她的知识结构不使其从其局部的特殊主义的角度(肤色、职业、国籍，等等)来理解原本应当是普遍主义的法治下的法律。这就是我们的危机。

在经济学自己的传统里，休漠在《人类理性研究》中已经说得很明白：”只有习惯可以使动物由刺激它们感官的各种物象来推测其恒常的伴随，并且使它们的想象在所谓信念的特殊方式下根据一个物象的出现，来构想另一个。在我们所观察到的一切事情方面，不论是高等的，或低等的，它们这种作用，只有这种解释，并没有其他解释。”（中译本95页）哈那克非常重视休漠的这个思想。在他自己的主要著作《致命的自负》中，休漠的这一思想实际上被表述成海那克体系的三个思想来源之一。哈那克论证了为什么”理性”只能是从传统中习得的理性。不仅如此，哈那克进一步论证为什么传统常常必须在同当代理性的斗争中才获得继承并建立与之符合的新的理性（”理性在服从传统中变成理性”）。

让我总结一下。我们从非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得到这样的印象：如果均衡(例如纳什均衡)是一群人得以组成”社会”的基础，那么这个基础是建立在共享知识上面的。这个共享知识在现象学和分析哲学中叫做”主体间性”，在社会理论中叫做”道德共识”，在哈耶克看来叫做”传统”，在我自己的研究中叫做”知识结构”。不论如何，这是一种”共享的知识传统”，它使得人们在许多可能的均衡策略中一眼就看出哪些是”明显”的玩儿法。博奔论研究交互作用的一群人的均衡的存在性和实现均衡的条件。所以它迟早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是说明共享的知识传统如何影响博弈均衡。我的阅读表明，目前的理论家中只有三个人的著作表现出来他们对这个基本问题是意识到了的。他们是宾默尔、克莱珀斯和绍特。为了解决这个基本问题，经济学必须结束它那种”帝国主义”态度，虚心向非经济学家学习，必须重新了解我们经济学所使用的”理性”的含义，甚至必须先了解”意义”的意义。我们不必从头开始，非经济学的学者们早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前沿性的思想，我们一直以来的问题是”视而不见”，也许因为我们自己的学术危机尚未降临吧？

目前，由博弈论重写经济学的理性主义运动正在方兴未艾，我不想给读者独断性的结论。我的文章的结论只是勾画出我对经济学理性主义运动的现代批判。这种批判的方向是把经济学带回由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开创的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中去。希望我的”批判的批判”引起更多经济学家或非经济学的学者的兴趣，以便对经济学未来的走向做深人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