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学中的理性主义运动

阿尔弗莱德·马歇尔在1920年第八版《经济学原理》的序言里指出经济学的基本方法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生物学进化论的，一个是牛顿力学或机械论的。前者靠了”物竞天择”的假设解释世界。后者则从”理性假设”推导出均衡概念。芝加哥学派的领袖们从50年代开始不断地论证说，理性假设足以解释那些能够观察到的社会现象。以家庭选择为例，如果最初有两类家庭，一类是胡乱花钱，随机消费；另一类则遵从微观经济分析，仔细计算每一分钱的最大效用。那么千百年以后，当我们来观察这个社会时，我们还可能看到那些随机消费的家庭吗？他们毫无疑问地早已从地球上消失了。他们的消失是因为他们无法适应生存环境，这里确实是演进的力量在起作用。但是为了分析方便，我们假设他们消失是因为他们没有理性。如果两种方法是等价的，那么均衡研究显然有着实证方面的优越性。因为我们可怜的理解力很难把握德漠克利特那条永远流变的河。”稳定”，这是我们人类理解世界的最低要求，我们的头脑实在是大愚钝太缓慢了，对转瞬即逝的现象我们只能感到困惑和神秘。马歇尔有很强大的哲学训练，但是他选择了均衡分析的方法。

值得注意的是，从实证角度建立了均衡分析方法的经济学理性主义，其所理解的”理性”与1737年写《人性论》和1748年写《人类理解研究》的休谟(DavidHume)一模一样。在后者看来，这样的理性也同样存在于动物身上，因为无非是经过长期条件反射形成的行为模式。现代经济学尤其是芝加哥学派，通过1920年奈特（FrankKnight）和扬格(AllynYoung)的连接，直接继承了英国经验主义传统。但是这个经济学主流和正宗，在其传播过程中，受到其他大学那些强调数学分析的经济学家的(也许是竞争性的)影响，在社会思想方面逐渐远离了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们（如休谟和亚当·斯密）开创的传统。

经济学中的理性主义运动大致可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由马歇尔的局部均衡分析开始，到萨缪尔森(PaulSamuelson，1970年得到诺贝尔奖)为止。第二阶段由阿罗(KennithArrow，1972年得到诺贝尔奖）的一般均衡分析开始，到八十年代后期止。第三阶段由博奔理论家们以博奔论方法重写经济学开始，至今方兴未艾。

在第一个阶段的发展中，均衡分析受到来自另一方面，即进化论方面的挑战。许多大师级经济学家如熊彼特(JosephSchumpeter)、哈耶克(F.Hayek，1974年得到诺贝尔奖)、西蒙(HerbertSimon，1978年得到诺贝尔奖)、钱德勒(AlfredChandler)和卡尔多(NikolasKaldor)等人的批评。批评和反批评的焦点，我认为集中于对”理性”的理解上。局部均衡分析的基本出发点，如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第八版前言中说的，是假定在所分析的事物之外，一切事物都不发生变化(otherthings beingequal)。反对的观点来自几乎全部可见事实：企业家创新（熊彼特），所有观察到的企业决策者的”有限理性”（西蒙），工业资本主义组织的”动态过程”(钱德勒），均衡分析与现实”非均衡世界”的不相关（卡尔多）。而哈那克从始至终相信”理性”对传统的依赖性。我想把他的更本质性的批评留到文章最后一节讨论。

不论如何受到批评，均衡分析作为一种方法，在1947年，被一位精通当时数学各种方法的学生——萨缪尔森在其博士论文中系统地建立起来。所谓”系统地”。是说萨缪尔森的工作如此彻底，他运用数学工具于经济分析是如此娴熟，以致今天（90年代）出版的教科书里，这种方法已经被写成可以机械地一步一步执行的”菜谱”和计算机程序。人们可以不用任何思维就从输入一组”数据”得到关于整个问题的解答。使用方便，在各种学术传统的竞争和继承中显得格外重要。萨缨尔森为此得到了他的诺贝尔奖。

在理性主义运动的第二阶段，阿罗领导建立了”一般均衡”理论，并使其成为公认的经济分析的语境（即对话双方得以相互理解的背景环境）。例如当经济学家谈到”效率”、”福利损失”或”国民生产总值”等问题时，他们往往已经假设了一般均衡的存在，并以所谈论的状态和假想中实现了的一般均衡状态作比较。阿罗的工作基于希克斯(JohnR.Hicks，1972年同阿罗分享诺贝尔奖）四十年代的研究。希克斯在研究中总是注意到在两个商品相交换的市场之外还有另外第三个市场(例如”一般等价物”的市场)，正是这三个市场同时达到的均衡决定了每一个特殊市场里的价格。这是一般均衡的思想。

“理性假设”发展到了这一阶段就与博弈论相接了。德布洼（G.Debreu，因一般均衡理论得到1983年诺贝尔奖)证明一般均衡(即所有市场上的均衡同时实现）的存在性，用的是卡库塔尼不动点定理（Kakutanifixed－pointtheorem)。而博弈论中纳什均衡（Nashequilibrium)的存在性也用到同一个不动点定理(或它的等价定理)。这两者的核心问题是一样的:如果每个市场上的供给和需求达到均衡的条件是依赖于其他市场上供给和需求达到均衡时的状态，那么如何保证所有的市场同时达到它们各自的均衡呢？在博弈论里这个问题变成了：如果每个人的最优决策都依赖于他对其他人行为的(均衡的和非均衡的)猜测，那么如何保证所有人的猜测同时达到某种”集体”均衡呢？这类问题由拓扑学的不动点定理解决（参见我在《信报财经月刊》1995年初的连载文章）。一般均衡理论是理性主义运动在这一阶段的主流，尽管我们知道同时期还有”理性预期”学派的兴起。

“理性预期”学派的代表人物是罗伯特·卢卡斯，还有汤玛斯·萨金特(ThomasSargent)。罗伯特·卢卡斯在1964年获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后去卡内基一梅隆大学任教至1970年。这一时期他集中于单个企业和工业的最优投资理论的研究。当时这是聚集了宏观经济学三大重要问题（凯恩斯政府调节理论及其反对派。经济周期问题。资本与经济增长问题)的焦点所在(参见我在《信报财经月刊》1995年11月的文章）。正是这一时期的工作影响了卢卡斯在”理性预期”方面的研究。卢卡斯从六十年代后期到七十年代中期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讨论”理性预期”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这种影响用一句话说就是：当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所做的决策往往影响到我们的未来时，我们根据同样的”对称性”可以推断。我们对未来的预期和憧憬也往往影响我们现在的决策。难道不是吗？一个即将毕业的研究生应当想到未来的工作问题，于是分出一部分时间联系可能的工作单位。父母们总试图设想孩子的未来并且根据他们的设想规划孩子的学校和专业。对核武器的杀伤力的预期使目前的防卫策略变成了真正的预警和攻击策略。卢卡斯进而批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企图把私人企业当成机器，通过政府政策进行宏观调控的思想。因为真正在进行的是政府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博弈，而不是谁控制谁的问题。我们应当研究的是这场傅弈的均衡，而不是什么社会控制过程的”最优化问题”。

理性主义运动同时还在如下领域兴起：动态经济学，如上述，主要受到资本理论研究（以及二十到三十年代，拉姆希（Ramsey）最优储蓄理论，侯太灵(Hotelling)资源最优消耗理论的推动；家庭经济学，时间分配与生育率下降的选择理论，这方面，以贝克尔(GaryBecker，1992年得到诺贝尔奖)为首的研究已经为人熟知；劳动经济学，以信息搜索模型表述的最优寻找理论，以斯蒂格勒(GeorgeStigler，1982年得到诺贝尔奖，芝加哥学派领袖）为首；公共选择理论，把威克赛尔(KnutWicksell)的”一致通过”理论结合于”选票市场”的设想，以布坎南（JamesBuchanan，其新政治经济理论研究得到1986年诺贝尔奖）为领袖；公共财政理论，先是梯伯特定理(CharlesTiebouttheorem)，建立了国内自由移民的一般均衡理论，其后是围绕李嘉图等价定理(Ricardoequivalencetheorem)展开的讨论，与上述卢卡斯的工作有关，认为政府税收(等于政府开支)等价地减少了私人开支，以巴罗（R．BarrO）为重要人物；新经济史学派，重新认识”奴隶制度”的合理性，以福格尔（RobertFogel，得到1993年诺贝尔奖）和巴塞尔（Y.BarZel）等人为首的研究；技术进步理论，例如，认为技术与制度进步都可以由市场上要素的稀缺性和市场价格诱导产生，以哈牙密和罗丹（Y.Hayami，andV.W.Ruttan，the schoolof”induced－institutionalchange”）为首。

在经济学理性主义运动的第三阶段，九十年代开始了用博弈论重写经济学的运动。所谓”重写”其实是重新解释。记得哈那克在临终前最后一本书中写过，他对博弈论研究方法寄予一定的期望。关于博弈论，香港读者已经不会感到生疏了，因为从1994年博弈理论家获得诺贝尔奖以来，本港新闻报章曾经着了魔般地宣传过大约半年吧？！不论如何，博弈论是目前社会科学研究可以使用的最好的工具了。当理性主义运动把经济学家们带到信息社会的九十年代时，他们发现所处理的几乎所有经济问题都应当被理解为理性的人们之间交互作用进行决策的问题。

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中告诉我们，在后工业社会里，我们玩儿的是一场”人与人之间的博弈(thegame betweenpersons)”。在认识我们社会的现代危机方面，经济学家已经落后于其他领域的学者了！

克莱琅斯(DavidKreps)，这个年轻的博奔论”四人帮”首领，他应当与宾默尔(KenBinmore，密西根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奔论基础研究者）并列，成为首先认识到博弃论存在的基本问题的学者。他们的著作及文章大多，这里不一一列出了，读者可以参看他们最近的著作：克莱珀斯，《博弈论与经济建模》；宾默尔，《博弈论与社会契约》。在博弈论研究中，诺贝尔委员会实在是忽略了大多的杰出贡献者（例如RoberAu-mann，JohnShapley，Herbert Scarf，MartinShu-bik……)。在三个得奖者中，只有纳什(JohnNash)那种真正天才的(具强大想象力的)开拓性的工作（有些仅仅是笔记)使他当之无愧为这个领域的先驱者。不过，海深义(JohnHarsanyi)对政治和道德哲学的关心，使他成为把博弈理论应用于社会基本问题研究的先驱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