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基本内容

一般而言，战略性贸易政策包括三个主要内容：战略进口政策、战略出口政策以及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政策。

（一）战略进口政策

战略进口政策的创始人是布兰德（Brander）和斯潘塞（spencer），该政策是指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一国政府通过对特定产业采取选择性的保护政策，达到从外国企业那里抽取垄断租金，保护本国企业市场或将外国企业逐出本国市场等目的，使本国获取最大限度的利益。

由于不完全竞争市场中存在超额垄断租金，进入本国的外国企业在追求超额垄断租金，本国企业所在政府总是存在单边干预贸易的动机，这将增加本国企业的市场力量，使租金由外国企业转移本国企业。从消费国角度看，进口关税在很多情况下能够把外国垄断出口企业所获取的租金转移到消费国来。

战略性进口政策的经典模型是Brander和spencer在双寡头垄断市场中引入的本国市场外国垄断租金抽取模型（简称本国市场模型）及两国市场相互倾销模型。

在本国市场模型中，本国企业是市场潜在进入者，进入的外国企业需要以利润最大化为标准并做出选择，决定它是接受古诺模型下的竞争、斯塔伯格领先—跟随模型下的竞争，还是阻止本国企业的进入。如果外国企业采取阻止本国企业进入的战略追求最大化利润，则本国政府在本国企业未进入的条件下，从国际贸易中获取最佳利益的方式是从外国垄断企业那里征取最佳关税，它是在零关税与禁止性关税之间的一个最佳点，在该点因贸易改善而额外获得的收益抵消了因征收关税而产生的生产扭曲和消费扭曲所带来的额外损失；如果存在本国企业进入市场的可能，本国政府可以将关税定在一定的水平上以最大限度地抽取外国垄断企业的垄断租金，在这一关税水平上，外国垄断企业放弃“出让部分利润以阻止本国企业进入市场”的战略，本国企业进入市场进行生产和销售，这将有利于本国相关产业的建立。

在相互倾销模型中，古诺竞争情况下，只考虑两个国家，每个国家的企业（一个或多个）同时在本国和对手国的市场上销售产品，两个市场是彼此分割的，即垄断企业在每个市场上的决策是相互独立的。在此前提下，通过加入国民消费的效用函数，并采用拟线型(Quasi-Linear)效用作为效用函数形式，从而用简单的线性形式来表示国民福利。在两阶段的博弈中，政府在第一阶段确定关税，企业在第二阶段选择相应的产量。通过求解同样可以证明，当产品完全由外国垄断企业提供时，对外国垄断企业征收进口关税可以转移其所获得的垄断租金，提高本国国民福利。

（二）战略出口政策

战略出口政策的创始人也是布兰德和斯潘塞，该政策是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一国政府通过研究、使用研究开发补贴（以下简称研发补贴）和出口补贴等手段对本国企业的国际市场竞争进行干预，帮助本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中获取更多的利益。

战略性出口政策的经典模型是Brander和spencer在第三国双寡头垄断市场中引入的共同出口市场垄断租金抽取模型（简称第三国市场模型）。

该模型假定在一个寡占行业中有两个生产同质产品的企业，分别位于两个不同的国家，二者的产品都在两个生产国以外的第三国市场上销售，两国无内部消费，即企业利润来自第三国，企业在该市场利润的提升将提高本国福利水平。此时的“利润转移”问题就是政府如何通过有效的贸易政策干预使本国企业从双头垄断的共同出口市场上抽取更多利润的问题。

该模型中，假定双头垄断企业以产量为战略变量，采取古诺（Cournot）竞争方式，寡占企业在假定其对手产量为固定的前提下决定自身对共同出口市场的销量。在无政府干预情况下，企业间会达成一个古诺—纳什（Nash）均衡。现实中，企业有打破这一静态均衡以获取更高利润的动机。如果一个企业能够在行业中处于支配地位，占据斯塔克尔伯格领导者（Stackelbergleader）位置，先行对产量进行决策，而后由竞争对手（变为斯塔克尔伯格跟随者Stackelbergfollower）作出反应，就可以提高自己的利润水平。在无政府干预的情况下，企业扩大产量的行为是不可信的，因为可以预见，单方面扩产的结果并不会迫使对手在产量上让步，产量的提高不会带来利润的提升。在政府以补贴等形式对本国企业的竞争进行干预时，即一国政府为影响企业产量决策而宣布给与本国企业一定的出口补贴后，将使本国企业扩张产量的行为成为可信和可行的。在这种条件下，出口补贴可以降低本国企业的边际成本，即本国企业提高产量后，无论外国企业是否减少产量，本国企业都有利可图。适当的补贴能够提高本国企业在共同出口市场上的销售份额和总利润，减少国外企业的利润，补贴所带来的企业利润提高可以超过补贴本身的数值，使本国的总体国民福利上升。

赫尔普曼（Helpman）和克鲁格曼(Krugman)（1989）提出应该以一种更普遍的方式来解释战略性贸易政策，那就是私人边际收益与社会边际收益的差异。以此解释战略出口政策及出口补贴等政策工具起到从国外寡头企业转移利润作用的原因是本国企业所面临的私人边际收益曲线位于真正的社会边际收益曲线下方，导致了出口水平过低。

（三）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政策

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政策的创始人是克鲁格曼(Krugman)，该模型的提出被看作是对传统幼稚产业保护理论的发展，其前提假设与传统幼稚产业保护理论不同，更为贴近全球经济运行现实。

其理论的前提条件为寡头垄断、市场分割以及规模经济。模型假定一个寡占行业存在两个企业，一个是本国企业，一个是外国企业，分别生产相似的替代品，每个企业都在包括本国市场在内的多个市场上销售，这些市场是相互分割的。

克鲁格曼提出了两类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递增条件下增加收益的形式：一类是静态规模经济，即一个受保护的在国内市场上从事生产的企业能够通过扩大再生产，不断降低自己的边际生产成本，获得规模收益。另一类是动态规模经济，分为学习曲线形式的动态规模经济以及研究开发所带来的成本下降两种情况。对学习曲线形式的动态规模经济，是指在同一产业或相关产业范围内，企业通过其他企业的技术外溢和“干中学”获得效率提高，或企业从厂商的聚集中，廉价获取原材料、中间品和专业化服务，使得效益提高，从而获得市场规模效应；对研究开发所带来的成本下降，是指如果保护本国企业或市场，本国企业产出的增加会激励其对研发增加投资，外国企业产出的减少会削减自身增加研发投资的动机，进而改变两国企业的相对生产成本、提升本国企业竞争和盈利能力。

尽管一个寡占行业的规模经济效应可能得益于不同的形式，但模型导出的结果是一致的：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递增的框架下，对本国市场的保护可以保证本国企业在国内市场的稳固地位，与国外企业相比，其能够获得更多的规模优势，这种规模优势进而转化为更低的边际生产成本，使本国企业在出口市场上的份额和收益得以提高。

三、战略性贸易政策基本模型的扩展

（一）在基本理论体系框架下的最新发展

战略性贸易政策基本模型研究结论的贡献在于，通过对模型的适当简化，便捷、明了地论证了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条件下，一国政府可以通过贸易政策干预手段抽取、转移外国垄断企业的利润或租金来提高国民整体福利水平。然而，其严格的假定前提也不可避免地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和实证增添了不确定性。学者们出于发掘其政策选择在现实应用中的巨大价值的目的，从各方面对基本模型进行了扩展和验证。

1、企业竞争行为影响政府对贸易干预政策工具的选择

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选择贸易干预工具需要充分考虑寡头垄断企业间的竞争行为方式。在战略进口政策和战略出口政策的基本模型中，假设前提是企业进行产量（古诺）竞争，如果做为战略变量的两国企业间的产量是战略替代关系，企业的边际收益随竞争对手的产量上升而下降，两国企业的最佳反应曲线向下倾斜，如果做为战略变量的两国企业间的产量是战略互补关系，对应的情况就会发生变化。伊顿（Eaton）和格罗斯曼(Grossman)（1986）考查了不同市场构成和企业行为假定下的最佳贸易和产业政策，结论为：寡占企业间如果采取产量（古诺）竞争方式，出口补贴可以引起由外国企业向本国企业的利润转移；如果采取价格（伯特兰）竞争方式，最佳贸易干预工具应该为出口税。与此呼应，赫尔普曼（Helpman）和克鲁格曼(Krugman)（1989）在战略进口政策模型研究中的结论为：寡占企业如果采取价格（伯特兰）竞争方式，最佳贸易干预工具未必是出口税，出口税甚至会使外国企业收益，使本国的福利受损。

2、企业数量影响贸易政策工具的实施效果和最优选择

如果脱离基本假设，本国企业数目大于1，政策工具的效果会面临更多不确定性。根据迪克西特Dixit（1984）对第三国市场模型的研究结果，当国内企业数目大于1时，补贴使国内企业都竞争性地提高产量并加大出口，将恶化本国的贸易条件，使每个企业的利润降低，减弱补贴效果。尤其当国内企业数目很大而国外企业数目很小时，补贴将使本国的福利受损。对这种情况可以通过征收出口税使本国企业接近卡特尔（Cartel）产出水平而提高国民福利。因此，只有当本国企业数目不大时，出口补贴才是合理的（Eaton&Grossman)（1986）。

3、一般均衡效应与行业间稀缺资源争夺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基本模型是部分均衡模型，而在一般均衡条件下考虑多个寡占行业，情况则有不同。迪克西特（Dixit）和格罗斯曼(Grossman)（1986）在研究中放松了模型中只有一个寡占行业的假定，考察了多个寡占行业同时存在的情况。他们假设每个行业都有一个本国企业和外国企业，均以古诺方式竞争，其产品均销往第三国市场，存在工人和科学家两种生产要素，其中科学家是寡占行业专用的，其供给固定，缺乏弹性。在这种情况下，一国政府通过出口补贴来支持某一行业寡头企业的发展及其在国际市场上的扩张，由此产生的利润转移必然伴随着本国其他寡占行业的收缩和企业利润损失。换言之，在现实经济中，如果不同寡占的企业间存在对相同稀缺资源的争夺，本国政府通过补贴等战略性贸易政策手段对其中一个的支持，可能损害本国其他战略性产业的利益，本国的总体福利水平未必会因此提高。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在选择对某一战略性产业进行扶植时，应考虑到其应有较高的利润回报和正向利润转移，同时对本国其他产业不产生很大负面影响。

4、补贴筹集成本与政策效果

在战略出口政策的基本模型中，隐含这样一个假定，出口补贴与企业利润是同等对待的，如果反映在企业的财务报表中，补贴被简单作为利润的加项或成本的减项。这里，没有考虑筹集补贴给经济带来的扭曲成本。Gruenspecht(1988)和Neary(1994)在研究后指出，只有当用做补贴的公共基金的筹集成本不高时，出口补贴才是合理的，否则最佳政策就应是出口税，特别是本国企业中有外国股份时，补贴的效果会打折扣。通过比较可以发现，战略进口政策的政策工具多为关税性质的，因此不大会受补贴筹集成本的影响。

5、政府间非合作博弈与“囚徒困境”

各国政府都有通过使用适当的政策工具从外国企业向本国转移利润提升本国福利的动机。如果政府间陷入非合作竞争性博弈，则贸易政策的实施不仅不能改善各国福利，还有可能导致对竞争参与国的伤害。对战略进口政策，Brander和spencer指出，如果两国政府同时对出口施加补贴，会导致双方的福利恶化，双方的最佳政策应为对出口征税。这里，稳定的均衡为非合作解，两国政府同时给予本国企业补贴，两国福利都受损。因此，Collie指出，如果可以预见对手国将实施报复，则本国应消除通过贸易干预转移利润的动机。同样，对战略进口政策，两国政府单边干预的动机如果导致关税战的爆发，就会造成对两国福利的损伤。

6、引入中间产品情况下的贸易政策与福利改善

Ishikawa和Spencer(1996)在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研究中把中间产品引入到模型中，研究指出，如果一国企业为生产某种最终产品而从国外进口中间产品，当该国使用出口补贴从国外最终产品生产企业转移利润的同时，本国企业的部分利润也会转移到国外中间产品生产商，导致本国使用出口补贴的福利效果降低。与此对应，如果中间产品完全由本国生产商提供，并且中间产品生产企业同样以古诺方式竞争，对最终产品施加出口补贴提高国民福利的可能性更大。他们在考察对中间产品直接施加政策干预后认为，对本国中间产品生产和进口中间产品给予同等的补贴，其政策效果相当于对本国最终产品施加等额补贴，并且政府可以找到同时对本国中间产品生产和对进口中间产品生产进行补贴的最佳组合，该组合下的国民福利提高水平优于只对本国最终产品施以出口补贴。

7、在基本模型基础上发展的其他“利润转移”理论模型

“推测变量”模型虽然很好地分析了垄断厂商不同竞争方式与政府最优贸易、产业政策之间的关系，但其本身缺陷也很明显：推测变量不可观察、模型缺乏博弈理论基础。

对此，Laussel（1992）建立了“供给函数均衡”模型分析战略性贸易政策与企业行为的关系，在模型中政府先行决策，两个企业同时选择供给函数作为决策变量。在先行条件下，政府干预后本国企业选择比原先更陡峭的供给曲线，由于供给曲线的斜率是战略互补的，导致国外厂商的反应较温和，政府干预提高了两国厂商的净利润。

“生产能力限制”模型是由Maggi(1996)建立的，模型中寡头垄断企业的竞争方式是受其生产能力限制所内生决定。企业的决策过程是：先选择生产能力，然后在由生产能力决定的成本函数下进行竞争。其中，与推测变量观点相一致，政府最优的产量政策在伯特兰和古诺竞争两种情况下是不同的，但该模型下厂商竞争方式的变量是可以观测的，是基于博弈理论的，更贴近现实。

“出售的保护政策”模型是Grossman和Helpman（1994）建立的，解释特殊利益集团如何利用政治资助影响政府贸易政策的选择。政治家追求自身福利最大化，各个利益集团也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为获得保护而给予政治资助。各个利益集团通过一个两阶段的博弈使政治资助水平达成均衡，政府在此基础上选择最优贸易政策。

8、外部经济理论与利润转移理论的比较

对战略性贸易政策而言，外部经济理论是独立于利润转移理论的另一理论分支。该理论是由外部经济概念发展而来，主张政府对能够产生巨大外部经济作用的产业给予适当的扶持。外部经济理论与利润转移理论相比较，从共性看，都认为在充满不完全竞争和贸易壁垒的世界里，政府有理由从本国利益出发，实行偏离自由贸易的政策，并使对外贸易政策发挥促进本国企业提升产品竞争力和提高国家整体福利的战略性作用，强调在适当条件下政府对贸易干预的合理性。从差异性看，二者的不同体现在四个层面：

一是政策干预依据不同。利润转移理论是建立在内部规模经济基础之上的。内部规模经济是由于企业内部生产规模扩大而引起的效率提高和成本降低。一国政府可以通过有选择和针对性的干预，使贸易政策发挥战略性变量的作用，通过政策干预越过现有的要素禀赋条件，创造出动态比较优势，使竞争向有利于本国的方向发展。外部经济理论是建立在外部规模经济（又称产业水平规模经济）基础之上的，指单个企业从本产业或相关产业内其他企业的扩大中获得的成本下降和效率提高。它又分为技术外部经济和货币外部经济。前者指厂商通过同一产业或相关产业中其他厂商的技术外溢和“干中学”中获得效率提高，其途径主要有技术信息传播、人员流动、模仿和反向设计等；后者指企业从同一产业或相关产业中其他企业的聚集中获得市场规模效应。利润转移理论的模型是静态规模经济，外部经济理论模型是动态规模经济。

二是政策主张不同。利润转移理论的政策主张主要是战略进口、战略出口、进口保护促进出口政策。外部经济理论强调对出口的促进应更着眼于生产领域，强调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的有机结合，由政府选择在国际竞争中最有可能获胜的产业加以扶持，为促进目标产业发展，推进其加大基础研究，对企业进行R&D补贴，建立风险规避机制，为其提供信贷优惠、生产补贴等。

三是约束条件不同。利润转移理论由于模型假设高度简化，所以约束条件严格，实证困难。外部经济理论的产业目标瞄准能够产生巨大外部经济效应的产业，这些产业的基本特征为：R&D补贴占产品成本比重大、产品需求收入弹性大、与其他产业关联性强、有明显的外溢效应，易形成自然垄断等。其贸易政策的约束条件和产业对象要相对宽松。

四是实施的效果不同。按照利润转移理论，一国贸易政策的实施，其国民福利的提高是以牺牲他国利益为代价，如果在贸易政策实施中与他国开展博弈，还将面临囚徒困境。对外部经济理论，当一国以其为依据实施贸易干预时，不一定会损害别国的利益。

（二）其他相关理论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评判

1、批评

提出批评观点的学者认为，尽管战略性贸易政策模型对任何类型的干预动机都进行了非常贴切的模拟，但战略性贸易政策所达到的实用性还不能完全作为制定实施现实政策的基础，经验性的工作还不足以确认在何种情况下可以运用战略性贸易政策工具来显著提高国民福利水平。

学者们在对战略性贸易政策基本模型进行扩展的同时，也对这一理论提出了种种批评，对其现实可行性提出置疑。

在经济批评方面，主要认为其模型对前提假设过分依赖和敏感，缺乏一般性的结论。在实际政策制定中，难以判断现实情况属于哪类，而对实际情况的不同判断可能会使采取的干预政策与预期结果大相径庭。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需要大量的信息，对企业成本、竞争行为、市场结构等缺乏确切的了解就不能制定合适的政策。特别在一般均衡情况，对某些特定行业的支持甚至可能对国民整体福利产生不利影响。

在政治经济方面，批评来自以下几方面：

一是国家间同时采取的政策干预会导致“囚徒困境”局面的出现，产生对各方都不利的结果。采用通常的战略性贸易政策手段，其结果是国家间利益再分配，不会提高全球福利。

二是支持本国企业会引起“道德风险”问题。国内企业寻求政府补贴和保护的倾向增强，进取的动机减弱，容易形成对政府政策的依赖，进而引发非生产性寻租活动，导致社会资源浪费。

三是政府的决策和干预行为并不始终追求高效率。政府的政策决策可能会受到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本身还可能存在官僚作风和其他问题。由于政府的政策干预不适当，或效率不高，可能使国民福利恶化。

四是分配不公问题。补贴的筹集、对特定行业的支持，可能给本国带来不利的收入再分配效应。

2、肯定

学者们对该理论积极意义的肯定主要来自以下几方面：

一是其理论前提更贴近现实，为政府在国际贸易领域对企业行为的干预提供了新依据。该理论提出的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和规模收益递增前提，与经济现实更接近，其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对某些关键性寡占行业的适当干预总比不干预的结果要好。

二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有一定的可操作性。政府所需要关键信息是可以获得或观测到的。针对不同的情况，采取合适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工具是能够收到更好的效果的。

三是其基本观点和政策工具已更广泛地被各国政府所接受和采用，并在实践中发挥积极作用。

总之，战略性贸易政策已经成为政府在贸易政策制定中的重要选项。在全球经济中，许多国家在或主动或被动地以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为依据，运用各种政策工具提升国民福利。在各国经济不可能完全协调一致，存在利益冲突的现实情况下，完全自由贸易是不可能的。战略性贸易政策为政府的适当干预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对实践具有指导意义，特别是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成熟经验值得发展中国家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