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预测人们将做出合作行为，是社会两难决策研究中重要的问题。该文回顾了社会两难研究的进展情况，包括社会两难的特征、来源、类型、研究方法和理论基础；综述了两难中影响合作行为的个人因素和情景因素，重点介绍了目前存在争议的制裁系统和合作的关系研究，以及为什么它们之间会表现出一些自相矛盾之处；对合作行为研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未来的研究将更侧重于合作决策的理论建构、文化内涵和认知过程的揭示。
【关键词】 社会两难 博弈 决策 合作 制裁系统
1 引言
社会两难（socialdilemmas）研究关注的是面对风险和不确定性时，人们如何做出决策和判断。它描述的是一种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存在冲突的情景。当群体中所有成员按照自己的利益行动，忽略群体的利益，最终会导致更多的损失[1]。Dawes认为社会两难具有以下三个特征：（1）不论其他人做出什么选择，决策者采取不合作（noncooperative）的选择总是比合作（cooperative）的选择有更多的得益；（2）与合作的选择相比，不合作的选择对他人总是有损失的；（3）不合作的选择对他人造成的损失总计大于决策者个人的得益[2]。
社会两难中，人们并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策略，开始时他们谨慎的选择是否表现出合作行为，或者在怀疑中选择合作以让他人得益。研究表明，在多次两难选择的第一次实验时，50%的人选择相互合作，在接下来的20到30次的实验时，选择合作的人下降到30%左右。其后，有一个修复的过程，到达一个比较稳定的水平，60%的人选择合作。这是一个U型的曲线，它反映了人们在决策时的“学习”的过程。也就是说，社会两难是这样一种情景，不管其他人怎么做，每个人按照自己的利益行事，但是，每个利己的决策，对涉及的其他人产生一个消极的结果。当大多数人采取利己的决策时，消极的结果不停的累加，大家都遭受更大的损失。最后，人们意识到在两难中不能只是按照自己的利益做出决策[3]。
社会两难引起研究者的兴趣主要基于以下两个原因：第一，在两难情景下做决策选择时，为什么有些人更多地考虑群体利益，而较少地考虑个人利益，表现出不同于理性人假设的非理性决策。第二，社会学者和行为学者越来越多的认识到社会问题的引发，其部分原因是来自群体中个人的利己行为[4]。因此，两难研究中，如何鼓励人们做出合作行为，无疑是研究的重点。研究者们试图揭示利己、利他与合作之间的关系，以及合作如何受到情景因素、个人因素和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并且探讨如何提供或保持一个鼓励合作的生存环境，使得人们愿意放弃短期的个人利益，以追求群体和个人的长期利益。
2社会两难的来源、研究方法、类型和影响因素
自20世纪60年代起，社会两难问题就引起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的重视，相关的研究最早来自博弈理论（gametheory）。作为利益冲突条件下最优策略问题的理论，博弈理论被介绍到社会和行为科学中来，它认为人是理性的和利己的，在决策时每个人都会追求约束条件下得益的最大化；同时，人的行为又是互相影响的，每个人的得益不仅取决于自己的策略选择，还取决于博弈中其他的参与人，即“知己”与“知彼”是策略选取的起点。博弈理论有两个目标：第一，通过描述和发展博弈实验，从理论上寻找利益的分配方式；第二，通过博弈分析，发现解决利益合理分配的方法。其中，早期的“纳什均衡”理论揭示了博弈均衡与经济均衡之间的内在关系，奠定了现代非合作博弈理论的基石，后来的博弈研究基本上是沿着这条主线展开的。研究者们在价值观和效能感假设的基础上，通过一系列的逻辑推理和分析来推断人们是怎样做出决策的[5]。
社会两难研究常用的实验方法是博弈实验（experimentalgame），它具有以下4个优点：（1）通过一种简单的方式就可以操作自变量，如操作盈利矩阵；（2）允许同时操作其他一些可能影响决策的变量，如其他博弈者的特征；（3）为类似于“合作”、“背信”和“竞争”这样的概念下了一个操作性的定义；（4）博弈实验包含了社会经济问题与人际活动的基本要素[6]。其中，最有名的博弈实验是囚徒困境（prisoners’dilemmagame），另外，具有代表性的博弈实验还有：资源两难博弈、公共物品博弈、最后通牒博弈、独裁者博弈、信任博弈、礼品交换博弈、第三者制裁博弈等[7]。
通过博弈实验，发现社会两难研究包括以下一些类型：（1）两难假设中包含人数的不同，即2人两难和n人两难；（2）被试类型不同的两难，即个人两难和群体两难；（3）被试做选择的次数不同的两难，即一次选择的两难和多次选择的两难；（4）对称性的两难和非对称性的两难；（5）两个选择的两难和N个选择的两难；（6）博弈理论不同的两难[8]。目前，国内外研究比较多得是资源两难（resourcedilemma）和公共物品两难（public goodsdilemma）两大类。前者是关于博弈的各方如何配置或获取公共资源，以保证个人和群体的利益；后者是关于博弈的各方如何将个人资源分配到个人和群体事业中去，以保证个人和群体的收益。
目前已有的研究表明，人们会依据两难的具体情景来做出决策。国外的研究结果表明，以下一些因素可以增加不同类型社会两难中的合作行为：（1）增进合作的一般因素有：利益的结构、个体的价值取向（合作型、自我型、竞争型、利他型）、成员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对他人合作的期望、合作信息的反馈方式、榜样示范作用。（2）n人社会两难中增加合作的因素有：个人感知到的效能感、身份认同、对责任的感知、对群体的认同、个人的伦理道德准则、归属感、群体的规模、性别、情绪。（3）2人社会两难中增加合作的因素有：合作者的策略效应、对他人特点的感知、以个人还是以群体为博弈的单位[9~11]。
同时，国内的研究者也做了一些实证研究，研究表明以下这些因素，如群体成员的价值取向、合作者的对策策略、任务结构、高奖惩条件、年龄、信息反馈方式（群体反馈、个人反馈）和榜样示范作用等等，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人们的合作行为[12~18]。
3 社会两难中关于合作的理论观点
3.1 期望效用理论
对合作决策进行解释时，经典的理论是建立在理性人假设上的期望效用理论，JohnVon Neumann 和OskarMorgenstern提出的期望效用理论（expected utilitytheory）是一个标准化的决策模型，即在满足一定假设的条件下，理性人如何做出行为[19]。它认为人们对物品的满足存在边际递减规律，边际递减规律为期望效用理论奠定了基础。效用（utility）是指决策所获得结果给决策者带来的主观满意程度。所谓期望效用就是：收益与实现收益的可能性（概率）的乘积。期望效用最大化，是指人们在结果的实现不确定的情况下，应当选择给他带来“期望效用”最大的策略。
在囚徒两难中，假如合作，那么双方的收益最大，但是理性利己的博弈者最终还是会做出背信（defection）的行为，就是基于双方分析对方采取合作和背信策略的可能性，计算自己在合作和背信策略下的期望收益，进行比较，最后采取使自己的期望收益最大的，即背信策略。在期望效用思想的指导下，也有研究者认为在一次性选择的两难中，参与的双方都不太可能考虑“合作”，而是尽最大可能获取自身的利益，因为任何一方在未来和对方都可能没有利益联系，也就是说，只有决策的双方有足够的机会再次形成利益关系时，合作才有可能产生和维持。
3.2 前景理论
在期望效用理论之后，其他研究者对该理论进行了扩展，提出了多个变式。前景理论（prospecttheory）就是一个更加准确地描述人们实际决策的模型，DanielKahneman和AmosTversky的前景理论用“价值”代替了“效用”。效用是从净财富的角度去定义的，而价值则是从收益和损失方面去定义的[19]。而且，损失的价值函数和收益的价值函数不同。行为经济学家提出一个普遍的原理，指出人们厌恶任何形式的损失，并尽量使这种损失不再发生。在决策时，人们赋予损失的权重要明显大于获得的权重。损失的感觉比获得的感觉更加强烈一些，这种不对称性使得人们有“规避损失”的倾向[20]。
前景理论对不确定情景下的合作产生较大影响，面对不确定性，人们在决策时会显得相对保守，人们会夸大自己做出的合作决策，忽略自己的背信决策，一般情况下，人们都倾向于认同自己是一个合作者，而不是背信者。
3.3 偏好理论
关于合作决策的理论解释，也有从人们偏好的角度提出了社会偏好模型[21]。选择偏好（preference）是指决策者在面对几个事件或结果时，选择其中某一个事件或结果的倾向性。经典的偏好理论认为对一件事物的偏好不以其他事物的存在而改变，偏好是确定的、不变的，即“无关替代品独立性（independenceofirrelevant）”，说明决策者对所有的选择有着完全的、有序的偏好，认为人们的偏好是稳定的，它不会随着诱导方式的不同而发生变化的。现在的偏好理论认为偏好存在关联效应（contexteffect），一个人在做决策时，往往会受到这个决策之前某个决策的“关联”影响，从而使最终的偏好选择产生偏差，甚至出现选择反转。进一步的研究表明，真实情景中决策者的偏好往往是可变的，认为决策过程中人们在不断的加工信息，因此偏好是建构的。
两难中，两难的类型、人们对他人的合作期望、性别、情绪等等因素都会影响合作行为，这表明合作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具体的情景中，人们会做出相应的反应，有时候这种反应看起来是缺乏理性的，但是在一个长期的过程来看，这种“非理性”的偏好恰恰反应了人类理性的选择。
3.4 互惠理论
关于两难中合作决策的理论解释，也有研究者从人们互惠性的角度提出了合作的理论基础[20]。研究者认为互惠性是人类的行为动机之一，社会中真正存在着一些“公平人”，他们不同于上述理论中的理性和利己，而是常常表现出互惠、利他、无私和合作的行为。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厌恶差异，一般来说，厌恶落后的不平等甚于领先的不平等，假如两难博弈中，决策者相信其他人会合作，他也最终选择合作，所以，在两难中，假如考虑到其他人的行为对结果的影响，两难就会变成互惠性质。
这种心理在两难的对策策略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研究证实最有效的合作策略是“一报还一报”，即第一步合作，然后就模仿对方上一步的选择。在两难中，当对方采取合作的态度时，他们也更愿意合作；当对方表现出背信时，他们也不愿意通过合作来达到一个公正的结果；并且，人们有首先采取合作的态度以达到合作目标的偏好。这表明，人们普遍存在互惠性的偏好，这也可以说明人们对选择合作后得到的长期收益的预期会大于对选择背信后的长期收益的预期，从长期来看，背信不可能比合作获得更多的收益，合作行为能与大多数对策共存，符合人们的社会目标。
3.5 社会认同理论
对群体内合作决策的解释，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社会认同理论（socialidentity）[22]。社会认同是“个人认识到他（或她）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同时也认识到作为群体的成员所带来的情感和价值意义。”生活中人们总是争取积极的社会认同，这种社会认同最初表现为群体成员身份的认同上，在心理需要层次理论，被称之为个人归属的需要。
社会认同能增加群体内的合作行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普遍存在的归属感需要让人们愿意加入到群体和组织中去，或者是与他人保持接触和联系。并且，因为个人与他人的交往暗含着一种积极的、潜在的和连续的社会关系，归属需要促使人们愿意投入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去发展一种连续的社会关系，因此，在这种条件下，人们愿意表现出能建立或维持群体内人际关系的服务行为——例如合作。二是存在群体内偏好，对群体有归属感的个人会对群体感到满意，这种满意感会增加群体内的信任，表现出群体内收益的最大化和不平等的最小化，更多的促使个人表现出合作行为。也就是说，在两难中个人对群体的认同减少了他的贪欲成分（greedcomponent），即试图欺骗和剥削他人的动机；但同时不会影响畏惧成分（fearcomponent），即冒着被骗子剥削的危险的动机，这样，群体内成员最终表现出更多的合作行为。
4 当前研究的热点之一 ——制裁系统和合作的关系
4.1 制裁系统增加合作
在多人两难——捐献游戏研究中，给人们建立个人账户和群体账户，捐献给个人账户的钱归个人所有，捐献给群体账户的钱被加倍后平均分配给群体的每一个成员。结果表明人们的捐献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在一次博弈或者是多次博弈的初始阶段，被试的捐献一般在平均水平，即个人账户和群体账户各一半。在多次博弈中，群体账户的捐献逐渐减少，直至减少到0[23]。最近实验研究证实，在知道他人的捐献后，允许对那些捐献较少的人进行货币制裁，捐献的减少趋势能被削弱。在有制裁的条件下，多次性博弈中集体捐献会保持稳定或者是上升。并且，制裁的大小对合作行为也有影响，强制裁比弱制裁更能增加或者是保证人们的合作行为[23~27]。
Fehr认为捐献保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是因为背信（defection）破坏了人们认同的互惠规则，大多数人有制裁背信者的倾向，当人际之间存在一次以上的相互作用时，制裁成为促使他人在稍后阶段做出较高捐献的动机[28]。Yamagishi的研究表明当群体成员之间的合作信任较少时，人们倾向于设置或者引入某种制裁系统（sanctioningsystem）[28]。沿着这条线索，研究者提出，在两难中制裁系统能有效地增加对他人的信任和合作。Hobbes认为，制裁系统增加合作的原因有两个：（1）制裁系统是一种强制力量，它对背信的制裁，使得背信行为成为不具吸引力的选择；（2）制裁系统对背信行为的制裁，增加了人们对其他人合作的信任和期望。所以，假设人们都是理性的，总是谋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如果两难中存在制裁系统，那么他经过博弈思维，会选择合作决策，最终达到群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均衡。制裁系统有利于增加群体成员的合作，这一点在公共物品两难中体现得很充分，假如没有制裁系统，会出现人人想获利而不想贡献的局面，造成公共资源的极大浪费和破坏；建立制裁系统能协调群体成员的行为，使群体利益最大化，个人最终也能从中获益。
4.2 制裁系统破坏合作
另一方面，也有研究在关注制裁系统的负面效应。早期Strickland的研究表明，让被试担当监督人，监督两名下属完成一项枯燥乏味的任务。监督者对下属监督和制裁的力度，对一个下属可以比另一个下属更大，在对“常常监控的下属”和“几乎不监控的下属”进行评价的实验会议上，监督者认为常常监控的下属比很少监控的下属工作努力的程度低。这个结果的理由符合Strickland的假设，他认为被试将“常常监控下属”的努力更多的是归因为外在监督的原因，而不是内在的努力，制裁的效果是引起行为的直接原因。
在社会两难中，这意味着强加的制裁可能影响成员间的信任水平，存在的制裁系统能破坏成员间的信任。Tenbrunsel和Messick的研究表明，制裁系统带来知觉决策框架（perceiveddecisionalframe）的负面效应[25]。两难决策常常是与伦理道德息息相关的，假如决策时已经知道存在某种制裁系统，人们就会认为决策是与交易联系在一起的，是一种市场交换，更多的精于计算而忽略了决策的道德层面。也就是说，制裁系统改变了人们的合作动机，从道德的、伦理的动机变成计算的、交易的动机。由于制裁系统是强制性的，强调人们必须合作，而不是自愿选择是否合作，它剥夺了人们自由做出选择的权利，破坏了合作愿望，容易导致心理阻抗，从而拒绝合作。Fehr的研究提出，主流的观点认为人是自私自利的，忽略了建立在公平基础上的利他主义也是合作的重要原因之一，存在的制裁系统对人们的利他行为产生有害的影响[28]。Mulder等的研究把人们的合作动机分为两种：内在的合作动机和外在的合作动机，使用“移开制裁”的实验范式验证了制裁系统对内在的合作动机和信任有破坏的效果，认为把合作和信任完全建立在制裁系统上有失偏颇，制裁系统虽然增加了外在的合作动机，但减少了人们之间内在的信任，一旦移开制裁系统，它对合作的破坏就表现出来[30,31]。
4.3 制裁和合作的关系
无论制裁系统是破坏合作，还是增加合作，研究都表明制裁影响合作，这种影响作用表现在两个效应上，一个是信号效应（signalingeffect），制裁可以影响人们决策结构的类型，与伦理决策结构（ethicaldecisionframe）相比较，存在的制裁系统增加了交易结构（businessframe）被唤起的可能性；另一个是处理效应（processingeffect），决策结构影响人们策略的选择，不同的决策结构导致不同的处理价值（processingvalue），在伦理决策结构中，不管制裁的大小，合作是主要的选择，但是在交易结构中，成本效应分析过程要考虑到制裁的大小，合作是利益分析后的选择。这两个效应表明，制裁是增加合作行为的一种策略性的措施。
另外，针对制裁和合作的关系，Fehr还有两种解释，即情感反应极端形态模型（theextreme form of emotional reactionmodel）和不平等厌恶模型（inequality aversionmodel）[32]。情感反应极端形态模型认为情绪会影响行为，制裁是愤怒的结果，或者是类似于愤怒的某种情绪的结果，人们认为在捐献条件下互惠或者利他是应当服从的规则，利己行为会招致制裁。对破坏规则即不合作行为的不满产生愤怒情绪，愤怒是“一种合作者对背信者的消极情绪，是制裁的最近的机制”。不平等厌恶模型认为制裁者有其他不同的选择，即制裁效用的最大化。人们厌恶不公平，尤其是当局面对自己不利时，即使在制裁的过程中自己的得益减少了，但是通过减少不公平，仍可以增加自身的效用，这个模型认为若高捐献者十分反对不平等，即使制裁的成本可能超过了制裁者自己的所有，高捐献者也将制裁低捐献者。
从上述的研究来看，制裁确实影响合作，但是制裁如何影响合作，内在的认知过程究竟如何，揭示得并不清楚，这应该是今后制裁与合作研究应该进一步加强的内容。
5 小结和展望
合作是决策研究中一个有代表性的问题，它体现了博弈思维以及人们做出决策和判断的过程，增进了人们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合作。对于两难中如何增加合作行为，研究者们达成了以下共识：（1）合作不仅受到情景的影响，而且受到对他人合作期望的影响；（2）合作是一个社会互动的过程，表现出应对的策略性；（3）通过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可以更多的鼓励人们表现出合作行为。
尽管已有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多的成果，但合作研究还是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实验方法的层面，在前面介绍过实验方法有很多的优点，但是实验研究使得结果缺乏一定的生活现实性，即外部效度较差，例如在捐献博弈实验中，人们在真实的捐献情景中和模拟的实验捐献中行为表现必然存在差异，实验中人们可能更多地表现出社会期许的行为。（2）理论建构层面，合作研究试图寻找人们行为决策的规律性，重视理论的预测和解释作用，但是人的研究毕竟不同于物的研究，过分强调规律性，必然会忽视人的主动性，例如制裁和合作行为的关系表现出的矛盾性，既符合理性人假设，也符合非理性人假设。（3）文化内涵层面，决策是受到文化的影响，例如个人主义文化和群体主义文化中群体的合作决策必然会表现出一定的差异[33,34]。事实上，研究总是无法把人从文化情景中剥离出来的，两难研究不能忽略文化意义，应重视文化对行为的作用。（4）认知过程的揭示层面，已有的研究重视对合作行为结果的解释，忽略了对决策认知过程的揭示，人们如何进行决策和判断，无疑是研究者始终要关注的[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