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关于人类起源有很多说法一样，对文化的定义也是众说纷纭，而且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仍在孜孜以求地对文化进行着不同的诠释。在我看来，有人类伊始，就伴随着文化的诞生，而且世间万象，究其根本，都能在文化层面找到存在的依托。

税收文化作为一种子文化，与整体文化有着一种“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依赖关系。尤其中国拥有着5000年历史的文化，这种传统文化对现在的税收文化更是有着深刻的影响，既有消极的影响，也有积极的作用。陈寅恪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见解很是精到，他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区分为制度层面和非制度层面。*从这两个文化层面出发，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对税收文化的消极影响存在于制度层面，而其积极的作用则体现在非制度层面。

一、制度层面的消极影响

中国文化的主干是儒家文化，其经典是四书五经，其核心是三纲六纪，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这种文化就逐渐具体化为社会制度了。这种尊卑有序的思想教化，尤其是自宋以来作为选拔官吏的唯一标准，更是强化了皇权至高无上不可侵犯的意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样一种统治理念，体现在税收中，就是统治者横征暴敛无所畏惧，随意征收无所顾忌。

虽然现在我们税收制度的设立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逐渐地吸取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经验，力求公平、公正、有效率，但是作为后发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模仿，往往体现为两种形式：一是模仿制度；二是模仿模式。而我们现在对西方税收经验的模仿，恰恰只体现在模式方面，而对于西方国家在古希腊时代就具有的自由、民主的制度和城邦式的政治体制是不存在的，（也就是两种文化有着本质的不同，如孔子和柏拉图生活时代仅差100年，《论语》第一卷：“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柏拉图认为“正义的国家”才是最好的国家，而正义就在于人人都做自己的工作而不要做一个多管闲事的人。当商人、辅导者和卫国者各做自己的工作而不干涉别的阶级工作时，整个城邦就是正义的，或者说正义的国家就在于人的自我负责精神得到充分体现）所以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也会出现一种扭曲，也就是杨小凯所说的“后发劣势”。比如税法的立法层次问题上，就有很强的随意性质，目前我国只有《个人所得税》、《外国和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和《税收征管法》是由立法机关以法律形式制定的，而其它法律条款都是非立法机关制定的，这也是国家权力本位的一种表现，与宪政经济还相去甚远。

由于千百年来统治阶级和知识分子的鼓吹灌输，儒家文化意识逐渐潜移默化为中国人的无意识心理，成为中国的思维定式和价值取向。我们的举手投足，我们的立身处世都无法摆脱传统文化的结构。这种强烈的“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使得税收制度的强制性制度变迁阻力重重。比如“法无明文不征税”，可是在现实中，违法征税的情况又有很多……

中国历朝历代（包括春秋战国和五代十国）在体制上事实的是中央集权，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管理方法则靠文牍，缺少法律制度约束,整个社会以伦理道德作为衡量一切的尺度。而道德在每个人心中的标准是不同的，况且由于各人修养不同，所体现出来的道德情操也不同。在行政管理中，管理者靠的就是自身的修养，管理过程中激励不足，约束不够，使得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人治”大于“法治”的局面。

“人治”的思想体现在税收管理中，就是制度经济学中所说的“关系经济”。当纳税人出现问题时，不是寻求法律的帮助，而是去“找关系”，因为他们知道关系比法律更有效率。虽然这种关系经济制度结构的设置固定成本很低廉，但是边际成本却相当昂贵。征纳双方除了要花费一般意义上的交易成本之外，还有很多“租耗”在其中。

二、非制度层面的积极影响

在文化的非制度层面，比如个人的信念和行为，这些与制度文化无关的文化，通常在个人自由选择中自然更替，这些非制度层面的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永恒的瑰宝。

我们知道，信用有正的外在性，不讲信用有负的外在性。在我国经济体制转型期间，信用严重缺失，这种缺失使“囚徒困境”机理发挥“作用”——每个人都会成为不讲信用的受害者。尤其在税收征管中，纳税人和征税机关不讲信用比比皆是，对信用的重建除了制度、法律约束机制之外，中国传统文化中很多“诚信”的思想也会起很大的作用。比如老子说“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主张人人向善、守信；而《大学》中按朱熹之释，“修身齐家”的前提就是“诚意正心”；佛家的十种善业中有一种就是“不妄言”。因此，在生活中若能加大传统文化中这些精华思想的宣传和教育，对建立诚信社会还是大有裨益的，自然也会使征纳税双方信用程度大大增加，互相守信，以达到“纳什均衡”。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我反省意识也是对现实中违约行为惩罚的一种自律性的辅助措施。我国现在很多的纳税人有偷税行为，但这些偷税者偷税了之后并没有羞耻感，反以为荣，认为自己占了很大的便宜，这种“机会主义”的行为和心理，随处可见。这种现象存在的原因有制度不完善的因素，有市场不成熟的因素，再向纵深探究，也有一种文化缺失的因素。《论语》中有一句话：“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而不习乎？”一日三省，却有其难，但这种自我约束和反思的意识在我们现代税收文化的构建中，还是很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