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的社会化必然包含着使生产资料归单一的个人所有的倾向。而社会主义公有制也就是国家所有，所以社会主义制度是适应历史潮流的产物。国有企业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集中体现，承载着国人的希望，他的改革的成功与否，关系重大。
国有企业可以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大型国有企业，拥有着各种各样的自然资源、政策资源，而且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交易成本低；一种是小型的国有企业，拥有部分的生产资料，但是只是生产链的上游或者下游，规模比较小，谈判交易成本很高。我们在对这两种企业进行改革时，应该采用不同的方法。
科斯认为不管权利的初始分配归谁，只要双方能够在一起通过谈判，解决产权流转问题，并且这种谈判是没有成本的，那么这种权利的初始分配不管归谁都是有效率的。事实上私人谈判的障碍是存在在的：信息传递费用、监督费用、对策费用，因此交易成本是不可能为零的，所以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是有矛盾的。
企业的规模效应告诉我们当企业将交易成本内化为垂直管理的行政命令传递的时候，我们就降低了交易成本，因而就有了优势。这也是我将国有企业分成两类的原因。
大型国有企业的产业链比较完善，各种自然资源充足，体系完善，集中体现了规模效应（这也可能是郎咸平认为国企比民企好的一个依据）。而他最明显的缺点就是产权主体的缺位。公共地悲剧告诉我们：每个可利用的自然资源都面临着一种囚徒困境：在总体上有加大利用资源的可能，自己加大利用，而别人不加大利用，则自己获益；自己加大利用，别人也加大利用，自己不至于吃亏。最终是所有人都加以利用直至再加大利用只会减少利益的纳什均衡。而这个水平肯定比实现资源最佳利用效率，同时也是个人最佳利用效率要低。
国企在本质上是一种公共资源，为了能使它摆脱这种囚徒困境，我们就要求国家履行出资人义务大家可以看到在过去，享受这种公共资源的“牧羊人”是政府的各个部门，国企的无效率就是由于他们之间的为了寻租造成的囚徒困境。
大型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在于要遵循下面两个纳什均衡：
1将社会化大生产的决策成本优势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中的产权清晰的主人翁意识结合。而这两者从实际上来考察是呈负相关的关系。我们改革的成败的关键在于是否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帕累托最优点。我们改革的过程也就是不断进行帕累托改进的过程
2在考察国企改革的效益的时候，要对消费者（全体）福利方面进行考虑。找到生产效益和人民福利之间的纳什均衡。因此我们要学会定价机制的民主化和科学化，防止垄断的形成。
小型国企，如果将国家拟化为一个抽象的投资人的话，那么他就与私人所有制中的投资者无异。而且他们没有建成完整的产业链，规模有限，很难满足生产社会化的要求。将他保留反而会影响国家的现金流，如再投资或者是亏损弥补。如果我们用市场化的办法进行LBO或者是 MBO，只要能回收公允的现金价值，是未尝不可的。
我认为大型国有企业改革应该坚持以上的两点均衡，以行为为主——强化主人翁意识、引入合格的经营者，结构为辅——强制划分或者民营化；而小型国企应该以结构为主——民营化，行为为辅。
改革本身也是有成本的，因此也要讲究效益。我个人认为国企的分类改革应该是一种很好的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