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一批在国外（主要是美国）接受过系统而严格的现代经济学训练并在国际学术界崭露头角的经济学家，纷纷用中文撰写有关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及研究方法的文章，如钱颖一教授的《理解现代经济学》、田国强教授的《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许成钢教授的《经济学、经济学家与经济学教育》以及林毅夫教授的《经济学研究方法与中国经济学科发展》等。这些文章，用相对比较通俗却又十分严谨的语言，以国人最容易理解的方式对于“什么是现代经济学”以及“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而又准确的介绍和论述，对于澄清传统上对于作为科学的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种种错误或者偏颇的认识起到了正本清源的重要作用，在广大经济学者和青年学生中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

要正确理解现代经济学，可以有多个维度或切入点，如方法论的维度、分析工具的维度、思想史的纬度等等。但我认为，无论从哪个维度入手，认识和学习现代经济学，都必须牢牢抓住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 Economics）这根主线。

经济学家普遍同意，所谓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新发展（这里主要讨论微观经济理论），大体是指始于上个世纪30年代，在微观经济学领域，对传统新古典的责难和反思在三个主要方面所取得的突破性成就———

第一，是1930年代开始的科斯定理（Coase Theorem）。它提出了这样一些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为什么有的经济活动在市场中进行，而有的却在组织（如企业）中进行？一个社会的产权制度、法律传统和组织结构（通过交易成本）对经济活动有什么影响（因而为什么是重要的）？当经济活动发生在组织里面时，调节行为和配置资源的机制与市场机制有何不同？此前，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是不讲产权，不讲制度，不讲法律，不讲政治，不讲组织的，科斯定理之后，便逐渐产生了建立在新古典分析基础之上的产权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法与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和组织的经济学等新兴分支学科，它们滋养、丰富和推动着理论经济学主干的拓展和深化。在传统新古典那里，企业只是个黑匣子，只是生产函数和成本函数。企业的性质（为什么要有企业）和企业的边界（与市场的界限如何决定）是什么？企业内部各科层的激励和协调如何进行？这些基本的企业理论问题都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甚至都没有被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被恰当地提出来。现在，经济学却有了直接回答这些问题的各种企业理论，如基于委托—代理框架的企业理论、基于交易成本框架的企业理论以及基于不完全合同与产权框架的企业理论，等等。

第二，是1960年代兴起的以阿克劳夫、斯蒂格里茨和斯宾塞为代表的非对称信息经济学(Economics of Asymmetric Information)。它被视为对经济学传统范式的根本改变。它提出的基本问题是：如果信息是不完全的，信息的获取是有成本的话，传统的竞争均衡模型还是否继续有效？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功能是否还继续有效？在信息（事前或/和事后）不对称情况下，应该怎样解决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经济学应当如何处理信息问题，是作为自身的一个分支学科，还是将传统理论全部重写？传统新古典是以完全信息为前提假定的，而新范式的倡导者则认为，放松这个假定，竞争均衡就可能不存在，或者即使存在，也不是帕累托最优的均衡。他们还认为，旧范式不是没有看到信息问题，而是没有办法将它们纳入模型。因此，他们积极地发展出非对称信息理论，或叫激励理论，或委托—代理理论，以便处理信息问题；同时，也将它们积极地用于市场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公共经济学、机制设计等方面的研究之中。

第三，是以冯·诺伊曼和奥斯卡·摩根斯坦1944年出版的《博弈论和经济行为》为标志确立，再经过纳什、海萨尼和泽尔腾、谢林和奥曼、夏普利、克瑞普斯、宾莫尔、库恩、塔克、鲁宾斯坦等许多人的杰出工作而迅猛发展起来，并在经济学中取得中心地位的博弈论（Game Theory）。它的开创者认为，新古典经济理论通过完全竞争假定（通过假设完全竞争使价格成为给定），把经济人决策归结为可以规避博弈分析的一个单人简单最大化问题。但实际社会活动几乎都涉及策略互动，所以需要靠博弈论来分析。这个理论提出的问题是，应该怎样(以什么工具) 解释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互动（冲突与合作）？在具有策略依存条件下的互动情况下，人们应该如何选择理性行为：采用什么策略，形成何种联盟？它能否找到一个既相互联系而又根本上统一的方法论？它能否既与市场竞争均衡贯通，又能应用于制度和组织中的激励设计？它发展了一系列博弈均衡的概念和定理，形成了包括完全完美信息（静态与动态的）和不完全不完美信息条件下的非合作博弈理论、讨价还价理论、合作博弈（合同关系）理论、演进和学习博弈理论、实验博弈理论在内的庞大体系，并被频繁、广泛地应用于各种经济和非经济问题的分析之中。

此外，上述三个方面的思想资源和分析方法往往相互交织、相互支持和相互补充，共同深化着我们对于很多问题的深入理解，比如当前方兴未艾的比较制度分析（CIA）领域。

然而，传统与革新，从历史上看是承继的，从逻辑上看是螺旋上升的。这合乎认知规律，所有的科学都是这样前进着的。从亚里士多德和阿基米德，到牛顿、爱因斯坦和波尔，人类在不断地积累和丰富对于物理世界的认识。在这个领域，人们没有，也不可能因为前人的睿智而让他们的光芒将所有的后人送入阴影，或者因为后人的辉煌而将前人的贡献一笔抹杀。类比于此，经济科学也应该这样对待自己的思想发展史。不了解新古典，就很难理解现代经济学。因为，经济学所有重大的新成就，都是以它为基准，都要借助于它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所建立的那些基本概念和重要工具。像新古典经济学这样有着如此深广影响的学说，的确包含着人类对经济世界的真知灼识。

从逻辑上说，新古典经济学始于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的假说，而终于阿罗和德布鲁对竞争的一般均衡模型(Competitive GeneralEquilibrium)的精巧证明。从历史上说，新古典经济学先通过马歇尔和瓦尔拉斯，分别用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的方法，对古典的生产成本的价值决定观与边际主义的主观效用价值观进行了划时代意义的综合，又经过萨缪尔森，用优化和均衡的分析工具，在方法和数学表述上为自身奠定坚实的分析基础。

新古典经济学之所以能长期占据支配地位，主要是因为———

第一，它能始终扣住并不懈求索现代社会和现代经济学关注的主要问题：价值决定和资源配置，并不断地推进和更新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水平。它对于福利经济学第一和第二定理的严格证明，分别明确了竞争性均衡实现帕累托最优的条件，以及在实现帕累托最优时通过市场机制进行资源配置的条件，从而既为市场（竞争，价格）在价值决定和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完美和力量提供了理论根据，又为政府干预和市场失灵提供了理论根据，也就是钱颖一教授和许成钢教授等学者在文章中反复提到的新古典经济学作为理论“基准”(Benchmark)的重要作用。

第二，是它能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寻找和完善可以使它的各个概念、命题、法则得到统一界定和证明的方法论基础。它的理论可以从一些简单的公理推出，可以用数学的一般化形式来表述。这标志着它的成熟，也解释了它为何具有主宰和服务其他各经济学分支或应用经济学学科的基础性地位的主要原因。

第三，它能把自己构造成一个开放、吸纳的体系。认识总是先片面再比较全面的，比如，从主观效用发展到效用是偏好描述方式，从偏好发展到显示偏好。认识总是由浅入深，由简单到复杂的，比如，从确定性发展到不确定性，引出了期望效用、风险态度、确定性等价等概念；从决策发展到对策，引出了一整套博弈理论。认识也总是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比如，斯勒茨基方程对吉芬商品等现象的解释，产权与外部效应的关系。

事实证明，一个科学的体系必须要能够扬弃旧知识，接受新知识。越是宽容、能接纳的体系，越有生命力，也越有征服力。独断不是科学态度。新古典经济学内容丰富却不失之庞杂，体系庞大而共享一个统一的分析基础，在经济学飞速发展的今天，它的生命力仍然旺盛。我们似乎有理由认为，它的生命力将长盛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