绵延两千多年的的传统制度曾经创造灿烂辉煌的中国古代文明。它一次又一次将其巨大的潜力发挥极至，在长达数百年中使中国经济总量雄踞世界前列而使欧洲人望其项背，它曾以不到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产出世界总量的三分之一而令人自豪。它的行政体系部份构造之精美曾令欧洲一些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倾倒。与它同时期的古罗马帝国及其制度早已灰飞烟灭，而它在一次又一次农民起义和异族入侵的战火中世代相传，千年不衰。它不断修复被战火破坏的农业文明，同时也抑制偏离农业文明发展轨迹的任何倾向。直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鸦片战争爆发，中国人仍生活在自己创造的举世无双的传统制度之中。
一、传统制度概述

（一）高于任何权力的皇权本文将发端于夏成形于秦、结束于清的中国传统制度定义为皇权专制主义制度（简称皇权专制制度），而不是"封建制度"。中国从来没有过封建制度，即便是周的分封制也不过是分散的君主诸侯专制。专制通常指的是政治权力的个人或集团的垄断以及意识形态的管制。这是从狭义上理解，从广义上看，专制可以是政治、经济、文化等权力的个人或集团的垄断，极端的专制可以是社会无所不包的权力的个人或集团的绝对垄断。中国的皇权专制制度正是无所不包的权力的垄断制度，没有任何法律对皇帝的权力有所限制；没有任何权力可与皇权相抗衡。如果说，印度专制君主的为所欲为会受到婆罗门祭司的抵制，那么中国皇帝是不受任何其它权力制约的，作为专制君主"凌驾于国家这个共同体之上，共同体成员无一不是专制君主的奴隶"，拥有对臣民不加审判而任意处置的生杀大权、拥有不加审判而剥夺任何人的财产和人身自由（充公为奴）的权力（虽然明智的皇帝并不任意使用这种权力）；作为专制君主，皇帝集天子、道德、法律、君父为一体，所谓"天地君亲师"，朕即国家，是国家的化身，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权力的最高主宰者。皇权高于一切权力，统率一切权力，是一切权力之源，是"元"权力。这就是古老中华帝国的立国原则和"宪法"。

（二）社会权力资源的独家垄断集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权威为一体的绝对垄断权力的皇权，它对社会支配的力度和覆盖的广度均是举世无双的。它以军事的暴力和政治权威形成对国家经济资源的垄断，支配社会财富的分配；它垄断了意识形态的解释权并以政治权威的身份兼取了宗教领袖和文化象征的地位为权力获得永久的合法性资源；它通过中央官僚和地方官僚体系掌控中央到地方的各种资源；它通过举荐和科举制度掌握了社会的知识精英资源。它对权力资源的垄断和管理体系在2000多年的漫长发展中不断趋于成熟和完善。它不仅有一套健全的文官制度，而且有一套完备的调节系统，如提高皇帝执政能力的教育制度、为防止皇帝决策失误的"封驳"和"谏议"制度、为防止宰相专权而实行的"合议制度"、为防止官员不忠和腐败的"监察制度"等等，这是世界其它文明绝无仅有的"原创性"国粹。

（三）皇权专制下的官僚政治皇权虽无所不包，但皇帝不能凡事都亲力亲为，包揽一切。一整套辅佐皇帝治理天下的文官（官僚）体系随着皇权的膨胀而逐渐完善，最早的官僚是从君主的内官中逐渐外化的。听命于皇上的官僚体系统揽一切，不存在立法，行政和司法的分离，不存在政治和经济的分离。在古老的帝国、立法和司法从属于行政，经济从属于政治，帝国的一切从属于皇帝。社会分工在官僚体系中得到充分的发展，大一统的帝国治理造就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官僚集团。帝国各种职位的隶属关系构成了权威的金字塔，塔底是数十万计的胥吏，中上层是成千上万的九品至一品的官员，高耸在塔尖上的是自称孤家寡人的皇帝。官僚体系及其官员既是皇权专制的组成部份和御用人员，又是国家机器的重要构件和政府成员，一方面，作为前者，要效忠于皇帝，以皇帝的利益为重；作为后者要效忠国家，为"天下人"负责；另一方面，官僚集团又有着自身的特殊利益，当帝王对其缺少约束时，官僚上下其手，既侵蚀皇帝利益，又盘剥人民大众的利益。如果从委托--代理关系看，皇帝与官僚集团是一种特殊的委托--代理关系，尽管其代理权常受到宦官、后宫和外戚的侵蚀和干预。由于委托代理的权限及边界含混不清甚至随皇帝的喜怒哀乐而时刻变化，彼此的矛盾既有委托和代理人在利益上的冲突（不一致），也有权限不清引发的越位或缺位。应当指出的是，这种委托--代理关系不同于平等的契约关系，其代理契约是单方面"恩赐"的，代理人的风险是以生命为代价的。因此，两者之间更是一种主人和奴仆之间的人身依附和隶属的关系。然而，由于双方信息的不对称和效用涵数不一致，官员们瞒上欺下，铤而走险的偏离正统道德原则的损公肥私和贪污受贿，是制度内生现象。只要这种现象不象瘟疫那样在帝国公开蔓延并不足以自毁皇权专制的大厦，明智的皇帝总是采取有限的整肃方式给予遏制而不是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这也是一种纳什均衡。有限制的贪污是保持文官集团效忠皇上的动力所在，是维持皇权专制制度必付的制度成本。

（四）家庭（家族）制度：皇权专制的社会组织中国传统社会的单元不是个人而是家庭（家族）。这一古老的组织形式之所以沿袭到近代主要是专制政府禁止和取缔任何非官方组织和非家庭组织。另一方面，作为一种自然血缘的的家庭组织竟然在3000多年漫长的岁月中发展成为具有社会功能的社会组织，进而替代其它的组织形式，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与此相反，欧洲的家庭组织随着社会的分工和人的社会化而逐渐失去其原始的社会功能仅余纯粹的血缘关系。中国的家庭（家族）作为独立的生产经营单位，它是一个经济组织；当它履行对"社会"或朝廷的各种义务，以家长（族长）的方式管理家庭成员，又近似于一个带有政治性的社会组织。正如费正清指出，中国是家庭制度的坚强堡垒，而且从这个制度下取得力量和惯性。"中国的家庭像一个小宇宙，像袖珍型的国家，父亲是专制者，"在家庭中俨然像一个"君主"，也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如统领全家的生计，安排儿女包括婚姻在内的重大生活，秉承家法处置甚至处死不听话的儿女等等。马克思形象地指出，分散的、孤立的、成千上万的农村家庭就象分散的马铃薯，必须用麻袋才能"整合"起来。正是专制皇帝这个"大家长"将无数分散的"小家长"统率起来从而使中国分散的家庭构成了专制帝国广泛的基层组织。

（五）儒家学说：皇权专制的文化和法理作为一种古代智慧，儒家学说无疑是传统中国人的骄傲。作为一种替代法律并规范人们行为的伦理规则，它无疑是中国皇权专制的组成部份。儒家学说源于春秋时代的孔孟，经过历代御用文人的取舍提炼，至宋代的程朱理学而达到专制文化的顶峰。制度经济学认为意识形态可以节约交易成本和统治成本，替代法律规范时还可以节约法制成本。皇权专制能以沿袭数千年而不衰，除了国家暴力外，以儒家伦理典范为基调的意识形态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古代中国人从孩提时代起就接受儒家的"启蒙"和教育，忠君尊父，"三纲五常"已成为约束中国人行为操守的"规范"。儒家学说在中国取得的地位和影响力是其它学说所无法比拟的。如果可以比较的话，它的地位如同马克思主义学说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地位。[8]血淋淋的暴力统治是需要儒家温文尔雅的词藻来粉饰的，专制特有的恐怖是需要以儒家的修身养性来抚平的。概言之，具有意识形态权威性的儒家教条渗透于中国几乎所有道德观念和风俗之中而成为中国人的行为基准；作为帝王统治的政治儒术构成皇权统治的思想准则；与法律的混合使用而成为成文法和习惯法甚至潜法律（判案的法律外依据）。正是从儒家经典含有的专制文化中，中国皇权专制主义为自己找到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六）资源的垄断和经济的管制中国的一切经济活动受制于皇权专制主义，中国最早开国家干预经济并以国家权威之手进行资源配置之先河。在2000多年的经济活动中，国家分配社会财富始终处于中心地位。国家控制经济资源进行财富分配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1、对小农经济的控制中国传统男耕女织的家庭式的小农经济表面看是农民自主的经济活动，事实上，中国的专制政权通过所有权的变动和田赋及徭役的榨取控制小农经济。许多研究表明，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体现在横向关系上，相对于纵向是没有法律保证的，皇帝官府可以随时无偿没收和"平调"其土地。因为"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国家是最高的地主，皇帝拥有土地的最终所有权，天下的土地都是皇帝"恩赐"的。因此，不论是自耕田还是租用官田和其它民田，农民都必须缴纳被称之为皇粮的"田赋"以及提供徭役。制度经济学认为，这是农民以皇粮和徭役的形式交换国家的保护和"公正"。但是这种交换不是平等自愿签约的，而是由国家（皇权及官府）单方面制订甚至是层层加码制订的，这就潜伏着交换条件的任意性而带来的可怕后果。众所周知，横征暴敛尤其是无休止的徭役常常逼反走投无路的农民而引发全国性的动乱。无论如何，田赋和徭役既为统治者提供了收益，也是调控小农经济的重要手段，其轻重程度决定着小农经济的生死存亡。2、国有国营经济的开办中国的国有经济（即政府经济）是由中央官员和地方官员分级直接管理和经营的。其规模和范围完全取决于当权者的利益取向和价值偏好。倒如在修建水利、道路运河、皇家陵园等公共和皇家设施方面，中国专制政府所具有的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蔚为壮观，当年隋阳帝修运河所组织的民工就达数百万人之多。近似于奴隶般的大规模用工和任意支配社会财富的大兴土木造就了令当今人赞叹不已的许多"名胜古迹"。殊不知在这赏心悦目的名胜古迹之下掩埋了多少冤魂白骨，制造了多少富甲一方的贪官污吏。从国有经济的范围和来源看，一是前面所述的以各级财政支出和民工无偿征用而建设的公路、水路、水利等基础设施；二是皇室官府必需品和奢侈品的生产，包括衣、食、住、行等等；三是军需品的生产和采购；四是造币、矿产资源的开采和某些重要生活资料如盐铁的专营和生产；五是没收和收归"国有"的私有财产而形成的产业。从经济学的眼光看，"官营"即政府经济是对市场经济的"摸拟"和"替代"。但政府经济通行的不是市场式"雇佣关系"，而是行政式的隶属关系，其生产和销售单位实际上是政府的一个"部门"，其管理和经营者都是官员，因此，作为专制政府的代理人的经济官员"上"可以侵蚀"国家股东"即专制政府的利益，"下"可以压榨直接生产者的利益而获取额外租金，这是官营经济效率低下且不能持续发展的原因之一。3、对民营工商经济的限制和管制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民营工商经济就非常发达。民营经济在"政权积弱"的宋朝曾经发展到自己的顶峰，但是"秦砖汉瓦"式的手工业仍然沿袭到中国最后一个朝代。民营经济历经数千年风雨始终没有成长壮大，究其原因，当然是每朝必行的"抑商"政策。中国人虽据有与生俱来"逐利"的商业头脑和聚财的欲望，但在皇权之光的普照之下或萎缩或变形。中国的民营工商业从来就难以独立地发展，要么与官方勾结在官方的庇护下大发横财，要么被官府的敲榨而难以为继。民营工商业的命运取决于皇帝及其臣子们的认知能力。就王朝循环周期来说，民营工商业在中晚期有着膨胀的趋势，商业的膨胀常常孕育着王朝的危机，因为膨胀的工商利润没有转化为物质资本而消失在土地的兼并之中，土地兼并给王朝带来直接的威胁，"抑制商业"自然成为世代相传的"古训"。中国的民营工商经济常常挣扎在自然经济和政府经济的夹缝中，并作为汪洋大海般的小农经济的补充。成千上万个分别活跃在若干个村庄之间以满足城乡小生产者和消费者需要的"集市贸易"正是民营商业生命力之所在。当然，城市非农业人口（包括皇室官僚）日用品和奢侈品的生产和销售也为民营工商业提供了舞台。随着民营工商经济的生长，中国历朝都曾或多或少形成过比较"规范"并受习惯法支配的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但是不论出于皇权专制的政治利益还是经济利益的维护，工商私营经济及其交易市场是不允许也不可能坐大的。抑制民营商业和控制经济资源始终是历代皇朝的经济主旋律。

二、皇权专制的制度特征

（一）"家天下"的治理模式任何专制制度都是与人的自由本性相冲突的，因此专制制度的维护不仅需要暴力，而且需要一套压抑人的自由本性的规则和方法。以"家天下"--"家国一体"为特征的中国皇权专制制度无疑是世界上最有魅力最成功的专制制度。"家天下"常常被今天的人们当作贬义词来表示"权力被家族垄断"。实际上，当初的"家天下"还有另一层含义，即"家国同构，天下一家"的"大家"的意思，这就给权力的家族或个人垄断披上了一层温馨的外衣、涂上了浓郁的血脉亲情、染上了在皇权面前"人人平等"的色彩，给众多的臣民极大的归属感。据考证，"国家是一政治共同体，是领土的单位，这一共同体在西方国家称之为'state'，在中国称为国家。'state'只有国的意思，而无家的"含义"。而'国家'一词既为国又为家，或更准确地说，国是家的放大，家是国的浓缩形式，家国同构，家国合一，所谓'家天下'既可理解为权力的家族垄断，又可理解为国家与家庭的同一的存在形式。""国与家的并称表明国家的权力直接来源于父权，是父权扩大为君权"。西方的学者，如黑格尔对于这种将君权父权合一，家国同构的中国皇权专制也有深刻的揭示。黑格尔指出，"皇帝犹如严父，为政府的基础，治理国家的一切部门"，这种以家长管理儿女方式的治国方式，即把臣民置于幼稚状态的"家长政治原则"导致中国和其它国家在法律、人格、精神、利益、阶级等形式上的差异。但是黑格尔忽略了，这正是建立在农业文明之上的中国独有的皇权专制的成功之处。试想一想，如果没有"家天下"所特有的亲情色彩，血淋淋的专制暴力是何等怵目惊心！正由于专制皇权借助了人类最基本最原始的情感方式--亲情，忠君事上、忠君高于孝悌、"国"高于"家"的一套专制统治伦理才可能推行。难怪多少像岳飞那样的英雄宁被皇帝赐死，也要精忠报国痴心不改；难怪多少为"社稷江山"前仆后继地向皇帝直谏的士大夫宁被杖死也冒死不辞。在古人看来，为君而死，其节可嘉，真丈夫也。血淋淋的政治游戏"演变"为家庭亲情的"尽忠尽孝"，这是何等壮烈，何等的高明！当然这一套家天下的伦理规则对皇帝也是有"约束"的，皇帝既作为全国的君父理所当然要为民作想，为民祈福，为民作主。所有的官员被视为父母官而要求效法天下人的父亲--君父"为人民谋福利"。皇帝每年开春的"亲耕"被视为带领天下子民一同劳作；赏赐种田能手之类的"劳动模范"九品官以鼓励劳动人民的辛勤耕作；拜天拜地，为国为民求福求平安、旱天求雨、雨天求晴；赈灾济民，兴修水利等等。历史上做一个明君是非常辛苦的，他必须集"权力父母"和"责任父母"于一身，精心治国而为天下人所称道。与此相反，疏于朝政、昏庸不堪的昏君则滥用权力、不思责任，闹得当时或往后的"家"破"国"亡而令天下人扼腕。可惜历史上的明君圣君寥如晨星，昏君庸君比比皆是。但是，我们祖先发明的"家天下"确是中国文明的一大特色。在"家天下"大一统的框架下，没有完全独立权益的阶层和个人存在。人人在皇权面前平等，人人都是"奴才"（也就不是"奴才"）。反贪官可以寻求拥有最高权力而又圣明的皇帝的保护，越级向中央政府直至皇帝"上访伸冤"成了中国专制社会独有的一景。这也给苦难大众一个出气的机会，给被官员滥用权力而伤痕累累的"普遍奴隶"一个安慰。对一个生产力极为低下的泱泱大国，"家天下"的治理成本无疑是低廉的。

（二）制度的双重特征1、人格的双重性专制制度的基础是暴力。恐怖和谎言是它的派生物。当朝廷推行天下为公、克己复礼为仁，推行忠、孝、仁、义、礼、智、信的一套伦理规范并强迫天生具有自利倾向的臣民接受时，人格分裂式"假、大、空"也就成为专制时代的流行色。讲假话大话套话是官僚的本色；做假账用假称弄虚作假是商人的本色；口是心非阳奉阴违是草民的本色。孟德斯鸠在感叹中国商人在做买卖竟使用"三种不同的秤"时说，"没有一个经营贸易的国家敢于信任他们"。因为在中国"欺骗是准许的"。传统的中国人普遍具有双重人格是不奇怪的，言行不一，表里不一，阴一套阳一套在"私下"被视为正常现象甚至被认为有智谋。而且大多数人都会识别官方的公开宣传和实际做法的差别。朝廷推行的儒家正统理论与官员实际行为的严重背离，公开标榜的正式规则与实际通行的潜规则。并行不悖，这的确是中国传统制度的一大特色。

中国人的双重人格和专制制度的双重规则是同一事物的两面，它们相互作用相互认证。在实际生活中按照公开的宣传舆论和规则去做人做事做官必败不疑；相反地弄虚作假，按照私下流行的规则即"潜规则"去做人做事做官则必胜无疑。事物总是走向反面的。宣传善却导致了恶，宏扬大公无私却换来了最极端的自私，"劣币趋赶良币"，贪官驱走清官，痞民驱赶良民，"坏人当道，好人吃亏"，这正是历代统治者最不愿看见而又累累发生的局面。当然，饱受苛政之苦的劳苦大众盼望出现像海瑞那样的清官，因为这是他们苦难的灵魂的麻醉品。但在实际生活中，海瑞那样的清官少之又少。在官场中像海瑞那样品行高尚的清官不仅不被同行理解而且被当作异类。与时代脱节，行为古怪不合常理，更不符官道的清官会处处受制而难以做出给老百姓带来实惠的实事来的。中国历朝的清官令人敬佩但是只能成为点缀朝廷和官场的花瓶。相反地，懂得实际的贪官则如鱼得水，不论做事做人做官发财都路路通而引来读书人的羡慕和讲究实惠的一些老百姓的称道。这是做中国人的悲哀，也是朝廷的悲哀。中国人人格的二重性是千年专制重压下的人性的异化，它对专制制度产生了高度的适应性并溶为一体，它漠视任何制度的刚性和信誉的承诺以及它的"权谋善变"必然阻碍透明的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传统的中国将为此付出代价。2、规则的二重性正如传统的中国人具有双重人格一样，传统制度的"规则"也是双重的，既有公开（正式）的规则，也有私下（潜在）的规则。公开的和私下的规则共同构成帝国制度的原则。这在西方世界是罕见的。具有古希腊古罗马传统的西方民族强调规则的清晰性、具体性、一致性和刚性。而中国公开的规则常常是抽象的、弹性的，这就给私下的潜规则盛行留下了空间。私下的潜规则往往是公开的正式的规则的变通、偏离甚至是背离。这是因为在公开的规则中，不论是帝王将相还是大小官员都按照圣人贤人的标准来规范，而不是强调职业道德和职位规矩，这种理想化的不切实际的伦理要求既无法实施，也无法评价，相应能以通行的私下规则就呼之而出，而公开的规章或供奉圣堂或束之高阁。中国历朝都制订了许多规章典籍，其中大多数规则都贯穿着仁政德治、勤政爱民、遵礼守制和廉洁奉公等伦理规定，并要求官员作天下百姓的"表率"和楷模，但却给予与其职位极不相称的低俸禄。大多数官员靠俸禄是不能维持体面的士大夫生活的。海瑞官至二品，死时不到20两银子，连像样的安葬费都不够就是典型例子。历朝的皇帝对此心知肚明，但鉴于财政紧张和诸如廉洁奉公的教条所困而无从给官员增加俸禄，官员们搞点不太过份的灰色收入心照不宣的被皇帝默许而成为潜规则。像这样两套明暗不同的规则的并行不悖在帝国比比皆是。比如官方文件不许行贿受贿，但实际上花样翻新、名目繁多的"行贿"却累禁不止，夏天"冰敬"，冬天"炭敬"，请批交"部费"，办事送"红包"叫使费等等。再如变相搜刮民脂民膏，税外加税、费外加费、层层加码，层层盘剥，官员们对这一套私下规则的运用得心应手，并由此能推算出不同官位的价码，变相的买官卖官也就不足奇。从学而优则仕的读书人看，十年寒窗苦是投资，做官营利则是收回投资成本和利息，这也是做官的私下规矩。当然也有少数遵守公开的规则视"气节"高于金钱的士大夫不在此例，但他们不能代表多数官员而且被同行认为坏了规矩所憎恶。正如吴思指出，"潜规则对正规道德法令体系的偏离，源于从皇帝到官吏的真实行为对正式角色的偏离，各级代理人追逐代理人的利益，损害受托维护的公共秩序，这种倾向构成了贯穿于帝国两千年历史的醒目的公私矛盾，只有在官僚代理人的行为与公共利益的要求完全一致的苛刻条件下，帝国的正式规则才是真实的。官僚的私心对仁义道德的取代程序，决定了潜规则体系对正式规则体系的取代程序"。从另一方面看，潜规则的盛行又与正式规则不切实际的理想化程度相关，理想化的"调门"越高，正式规则被打折扣或演化为潜规则的可能性就越大。"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并非出自今天的发明，而是我们这古老帝国留下的"遗产"。千百年来人们对正式规则的漠视和"变通"造成了政令和法律以及执法的弹性，这是严守法律刚性的西方人匪夷所思的。然而，它缓冲了专制独裁的严酷性，给各级官员乃至老百姓留下了可变通的"关系"空间。同时它也阻挡了制度法制（法治）化的任何可能。这正是帝国制度僵而不死的真谛。

（三）权力的垄断与流动并行不悖中国社会权力的垄断维持了帝国的"大一统"。权力的流动又给大一统的制度注入活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皇权官权和财产权都在一定的时空中流动，这是中国专制制度与其它专制制度和封建君主制度相区别的一个重要特征1、"元"权力的垄断与流动传统中国这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不可能没有统一的主宰者，因为臣民需要有顶礼膜拜的偶象，国家需要一个统一的权威，这个偶象和权威就是皇帝、他拥有主宰大一统中国的"元权力"即一切权力之源，这是中国几乎所有传统经典上写得明明白白的。然而，中国的传统经典又告诉人们"人人皆舜尧"、"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皇帝从来都不是天生的贵族，刘邦这个无赖当皇帝就是例证。如果苍天已死，皇天无道，皇权这个无所不包的"元权力"就不再固定于某个姓氏，于是替天行道，"造反有理"，江山易主，"帝位"和"元权力"就成了流品。虽然"元权力"变为流品几百年才发生一次，但会给统治者巨大的压力，给被统治者无限的希望。2、"派生"权力的垄断与流动性中国其它的特权都是从皇权这个"元权力"派生出来的，官僚集团的特权也不例外。含有特权的"官位"从来都是具有"收益高、稳定性强、风险小"的行业优势而成为国人追逐的对象，如果算上"人上人"的权势和光宗耀祖的名声那更是令人崇拜。"七十二行，官为首行"的"官本位"自然成为历朝的主流。然而，"官位"比"帝位"更易流动，稍不满皇帝和上司的意就有摘去"顶子"之险。另外官位也不像皇位那样可以继承。"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这是"官位"作为"流品"的形象描绘。从秦开始，中国的官僚制度就废除了世袭制。"官位"就不再是王公贵族的专利。当然从"选贤举贤"、"地方长官察举"发展到隋唐开科取士，官员的主要来源才为天下读书人所垄断。隋唐以后，"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和"书中自有黄金屋"才从读书人的梦想变为现实。成千上万的读书人倾尽一身的精力在浩如烟海的经书中苦读并挤在通往官场的独木桥上拼搏撕杀之悲壮相信皇帝老儿也会为之一振。用今日流行的语言，天下知识精英为其所用，不亦乐乎。中国知识精英源源不断、"前赴后继"参照四书五经去考官，一方面极大的缓解了知识分子的"逆反"心理，强化了知识精英和权力精英的结合以及对皇权的依附，形成了对人民大众弱势群体的有力统治，另一方面，科举取士大大增加帝国"官位"后备军的供给形成的"候补"压力，促使官僚集团的更新而加固皇权专制制度。3、财产权的垄断与流动皇帝（或国家）对包括土地在内的财产拥有最终所有权。个人可拥有财产，但没有财产的所有权。专制政府可随时改变财产占用的游戏规则，对个人财产的数额和范围进行限制，超出则没收；以国家的名义无偿收回私人财产及经营权--像汉武帝的收回盐铁官营那样；官府随时可没收和剥夺犯罪人的财产等等。然而，在通常的情况下，历朝还是保护私人财产的，如不经官府允许，任何私人不得侵犯和剥夺他人财产；官员不得假公济私侵犯民财等等。更为难得的是，从战国时代起就允许土地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流通或买卖，甚至允许走投无路的人"卖身为奴"，即永久性的一次性的出售自己的劳动力，可见中国要素市场形成之久远和"发达"。也应当看到，财产（占用权）的流动并非完全自由的，而且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法律界定和保护。人们多半按习惯进行交易，其纠纷也多半由民间按惯例进行解决。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没有私人"所有权"的法律界定，含混的财产占用权是不稳定的，这也是中国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就衰退不前的原因之一。但生产要素那怕是其占用权的流动，也会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促进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