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 刀 小试

1978年4月刑满释放以后，我回到了长沙，由于没有单位敢接收我这个《中国向何处去？》的作者，我就在父亲的家里待了一年，这一年在湖南大学数学系旁听了一年的数学课，这些旁听都是由湖南大学刚复职的一些右派教授安排的。这时候，我开始重用乳名杨小凯。后来，我就在邵阳的湖南新华印刷二厂做了半年的校对工人。

1979年我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硕士生，但因为“反革命历史”，被拒绝参加考试。1980年我又再次报考，在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的帮助下，终于获得参加数量经济学考试的机会，通过考试后被录取为实习研究员，开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和技术经济研究所工作了近两年。

从1979年到1982年，我很系统地学了新古典经济学，当时经常到一些大学去听课，到北京图书馆去借书，也参加过计量经济学的培训班，学一些系统论、信息论、控制理论、运筹学的东西，作一些计量经济学的研究，计算一些影子价格，翻译了一本经济控制论的教材，出版了《经济控制论初步》和《数理经济学基础》，大概是中级微观经济学的水平，当时还很新。后来我碰到很多人到国外去读书，都说当时他们在国内对西方经济学的主要了解就是看我的这两本书。

到了1982年，我被武汉大学聘为讲师，在武汉大学工作了一年半，教授数理经济学和经济控制论课程。这一段时间我又出版了《经济控制理论》和《数理经济学基础》，同时我开始准备出国留学。由于我的这几本书中的一些计量经济模型引起当时在武汉大学访问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老师的注意，在邹教授的帮助下，1983年我被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录取为博士研究生。出国的时候，由于我还没有被平反，出国政审通不过，这个时候还是靠邹志庄教授的帮助，他写信给领导人，希望得到帮助。后来这封信被转到了武汉大学当时的校长刘道玉那里，请他办理。结果刘道玉校长批准了让我出国的手续。1983年我就到了普林斯顿大学。

同时，在有关领导“杨曦光的问题要由法院依法处理”的批示下，最高法院即责成湖南省高级法院重新审理我的“反革命”问题。到了1983年，湖南省高级法院审判委员会一致认为：《中国向何处去？》“属于思想认识问题，不具有反革命目的，不构成犯罪。椐此，原一审、二审定性判处不当，均应予以撤消，对杨曦光宣告无罪。”

潜龙腾渊

我的劳动分工理论初步形成是在我坐监狱的时候，真正成熟还是在普林斯顿读博士学位的时候。读博士的时候，有两年的课程学习时间，这两年我就慢慢比较主流学派的思想和我的想法的差别。在北京的两年我基本上是把自己想的东西放在一边，去系统地学习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很多东西都是那两年学的。

到普林斯顿以后，学习的一些课程我原来在国内都教过，因此就把新古典的思想和我的思想去比较，看看到底有没有差别，看看我想过的那些东西哪些有价值、哪些没有价值，比如我原来在监狱里用数学自己推导出戈森第二定理，当时认为这是一个发现，一出监狱就发现在100年前人家就知道了。层级理论、纳什议价模型我都在监狱里想过，在我的《经济控制论初步》中都把这些理论写了进去。我发觉有很多问题我想的不如人家，比如后来我就发现纳什创建的议价模型比我想的好多了，我就放弃了。不过这对我也有一个鼓励：别人想过的很多东西我也想得出来，这就是所谓的英雄所见略同。

读的书多了就发觉要有所创新很难。人都是很类似的，你能想到的别人也能想到。我刚去美国就是这种感觉。我是一个新想法比较多的人，以后看的东西比较多了，发现很多所谓新想法其实几百年前就有人想过。慢慢看过他们的东西，自己的想法原来一点都不新。不过我的运气还好，读了很多书以后，最后比较下来发现我想过的有些东西还没有被别人想到，这就是劳动分工理论的均衡模型，后来这就变成了我的博士论文。

1987年我的论文通过答辩，之后我去了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做了一年的博士后。一年以后我到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系教书。1989年升任高级讲师，1992年成为正教授，1993年当选为澳洲社会科学院院士，2000年升任讲座教授。这些年来，虽然我一直在莫纳什大学教书，但是每年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美国、香港、台湾作客座教授。从1998年开始回国的时间也比较多了，并担任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的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