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认知、学习和制度演化

一旦我们考虑到制度的动态变化，那么就有两种思路可以分析，一种是新古典式的，假定存在制度的供求双方，各方都根据制度变化可能具有的净现值大小来决定现有时点的制度供求问题，这是一个标准的跨期选择模型。可惜新制度经济学都发现，制度不可能像一个普通的物品那样进行跨期优化选择。制度是一个公共选择过程，同时制度还内含大量的默示知识，这些知识只能通过干中学机制掌握，无法通过标准的文本知识进行传承。所以，真正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在考虑制度动态时，也就不会采纳供求分析框架，转而采用第二种分析思路，即演化模型。

诺思通过经济史的研究发现，在一个长时段内看待制度问题，制度就只能抽象为一个演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制度创新，也有制度锁定，不同的演化路径的影响因素非常复杂。诺思首先假定存在一些制度企业家。当技术进步、要素价格比率变化或者信息成本变化导致了相对价格变化，就产生了潜在的盈利机会，这些企业家为了捕捉这种机会，相互认同某些行动规则来实现知识交流和预期稳定；同时针对环境的变化实施学习、创新和模仿等，这些行为能够积累各自的默示知识，进而在此基础上促进知识交流，改进正式规则。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的演变就形成了制度的演变过程。青木昌彦进一步指出，作为意识的一部分的制度可以存在于参与人的意会理解中，也可以存在于人们头脑之外的某种符号表征中，但无论如何，它都起着协调人们信念的作用。并且，作为博弈参与者的信念系统是可以自我实施的，或者说作为博弈规则的制度是能够自我演化的。

诺思和青木昌彦等人都认为长期中的制度变化一定是一个演化过程，并且是自我实施的，不存在外在强制问题。即使存在制度移植，或者国家的强制实施，但这仅仅是针对某些正式规则而言的，就制度本身作为一个信念体系来说，则是自我演化的。这就排除了制度供给的可能性。如果存在制度供给的话，那么一定是某些制度知识的供给，比如从国外引入新的法律。但这些法律如果要成为引入国的制度，则要和引入国的文化、习俗以及社会环境等相融合，才能真正自我实施。

制度的自我实施是制度演化的关键所在。如果没有自我实施，那么从长期来看，制度就不具有诺思所讲的适应性效率，也就不可能生存。即使出现了制度锁定，这种锁定也是自我实施的。理解这些现象的关键在于，当事人面对不确定环境的约束，同时也面临有限理性的约束，由于所有参与人根据他们对别人行动规则的主观认知（信念）形成自己的行动规则，在给定的约束下这些规则必然是不完备的、浓缩的。只有当这些浓缩认知稳定下来并不断再生时，参与人自己的行动规则才能趋于稳定，成为参与博弈的有用指南，反之亦然。当参与人的信念和行动规则一致时，纳什均衡出现了。此时预期稳定下来并沉淀为共有信念，制度在这种预期稳定和共有信念形成过程中产生，并作为均衡的概要表征协调着参与人的信念。经过这样一个反复过程，制度不仅内生出来，而且稳定下来，并作为客观之物呈现在参与人的意识中，被参与人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制度本身也获得了自我维持功能。

不过，虽然青木昌彦通过演化博弈解决了制度的自我实施和演化的问题，但没有进一步讨论理性约束的内在强制力以及在严重的有限理性约束下是否会演化出制度的问题，这是因为青木的模型中并没有考虑参与人的认知基础，而是假定当事人已经存在某种认知模式，然后讨论在这种认知模式下参与人的理性决策如何导致了制度的演化。按照前面威廉姆森的说法，考虑到认知的分工和专业化也许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诺思等人后来正是看到了类似的问题，提出了一个关于制度演化的认知模型——共享心智模型（shared mental models）。

Denzau和North (1994)、Mantzavinos、North 和Shariq（2003）首先认为当事人是依靠某种心智模型进行决策的，每个当事人都有某种认知能力禀赋，面对不确定的环境时，通过预期和意识采取行动，环境的变化通过信息反馈影响当事人的认知，当事人通过其心智模型对这些变化进行评价、精练、接受或拒绝等，从而形成新的预期。如此循环，构成当事人认知和环境的一个互动过程，这是一个心智模型的调节过程，也是一个学习过程。这这个学习过程中，如果环境反馈对同一个心智模型反复认可，那么该模型就趋于稳定，这个稳定的心智模型就是“信念”。

当事人面对具体行为时，启动心智模型就是针对某些特定环境问题做出某种解决办法，如果解决成功，这种经验就会被累积，并被用于更广泛的问题的解决。如果失败，当事人首先寻求类似的替代性解决办法，如果还不成功，那么就会尝试实施新办法，这就是心智模型内在的创造过程，这一学习过程不仅能够使得自身的心智模型适应环境变化，而且能够促进心智模型本身的演进，产生新的心智模型。因此，环境反馈在决定心智模型的稳定和创造方面起着主导作用。

如果考虑到当事人处在一个相互交往的社会网络当中，所面临的学习就变成了一个共享或者集体学习过程。静态地看，人们相互交流会导致共享心智模型的形成，进而形成集体认知和行为。动态地看，由于不同的人认知能力有差异，面对的环境也不同，那么在认知和环境变化的互动的过程中，就会形成异质的心智模型，这些模型包含了各个参与人各自对外部环境以及未来的独特理解。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异质心智模型的参与人经过交流，不仅能够间接汲取他人的认知成果，而且也把自己的认知成果传递出去。相互的知识交流不仅形成了共享心智模型，而且在相互认同的过程中，这一模型会稳定下来，并固化成共同的行动规范，这就是制度。在制度层面下，个人保持自己的部分独特理解，也就是说，制度把每个人心智模型的共性固化了，而每个人的特性则继续保留。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当环境不断的变化，个人首先通过制度来稳定预期并形成相应的行动，如果无法解决，那么通过自身的特性来应对。一旦新的事件导致的新的认知反应足以改变自身的心智模型，那么这种创新必然也会反映到共享层面，从而导致制度的变迁。

因此，从外生角度看，制度是人们共享的行为准则和规范，但从内生角度看，制度是共享的心智模型或针对社会互动中不断涌现的问题的共享解决办法。内生观点对解释制度起源和变迁非常关键，这也是制度的认知视角和其它视角的关键差别。

对当事人决策来说，不确定性是关键，处理它的关键又在于人们相互之间的思想交流。在不确定下，个人对环境的理解将反映其已有的学习成果，若文化背景和经历类似，个人的心智模型也会趋同。反之，则不同。这就带来相应的意识形态和制度的趋同和差异。即共享心智模型能够促进交流，即关联个体的心智模型演化导致心智模型趋同。考虑到默示知识，许多信息并不能进入交流渠道，这会导致交流渠道是噪音的、不完美的，这就是异质心智模型的差异所在，它会带来分歧，而共享心智模型能降低这些噪音。这意味着共享心智模型能够通过共有信念的形成促进参与人的信念协调，诺思等人认为，这才是制度降低交易成本的关键所在。

不过，诺思等人也注意到，心智模型面对环境的变化并不是充分灵活的。假定存在两期，第二期的共享心智模型依赖第一期的心智模型和环境的互动，其中存在环境反馈和学习过程。一旦共享心智模型形成，就会相对刚性，从而形成认知的路径依赖。即解决相同和相似问题的办法和信念趋同。进而形成制度的路径依赖。在制度演化过程中，当事人借助技术手段解决问题，并创造知识，导致技术和信念的互动，从而形成经济的路径依赖。前者是诺思早期的看法，后者是阿瑟的看法。

四、结论

给定不同的制度安排，人们选择哪种？新制度经济学给出的答案非常简单：交易成本最低的那种。但是，交易成本是整个经济体系内生的，还是外在给定的？即使是TCE本身，也没有很好的回答这个问题。同样，如果考虑到制度的动态变化，新制度经济学也认为，是交易成本决定了演化路径。因此，核心的问题还在于交易成本的内生与外生问题。如果交易成本是外生的，那么给定物品的相对价格，通过简单的流通费用等计算就能够把它测度出来。一旦考虑交易成本的内生化，流通费用等就很难作为交易成本的测度指标。这是因为市场流通费用等是可以计算的，也是可以预期的，仅仅作为预算约束存在，不会影响参与人的决策模式。契约经济学正是基于这一点，才把重点放在契约的最优设计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