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已经揭晓，两位博弈论专家：罗伯特·奥曼（Robert J·Aumann）与托马斯·谢林（ThomasC.Schelling）教授共享殊荣。这是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与博弈论相关的研究第四次折桂。其他三次获奖时间与获奖人依次是：1994年美国人约翰·海萨尼、约翰·纳什与德国人莱因哈德·泽尔腾；1996年英国人詹姆斯·莫里斯和美国人威廉·维克瑞；2001年美国人乔治·阿克洛夫、迈克尔·斯宾斯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即便如此，有学者依然预言，其他博弈论专家如宾莫尔等人还可能获奖。那么，诺贝尔经济学奖为什么会一再垂青博弈论？更重要的是，一些人从博弈论的多次获奖中得出：经济研究的趋势是数学化，博弈论将取代新制度经济学成为经济研究的新主流范式等，这些判断是否合理？

通俗地讲，博弈就是考虑到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影响做出决策的过程，博弈论就是关于博弈的理论，或称“互动决策理论”。虽然博弈论已多次摘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桂冠，但博弈思想其实并不新鲜。从足球比赛，到企业间竞争；从地区间合作，到国与国的抗衡；从菜市场里顾客与小贩之间的讨价还价，到国际贸易中当仁不让的经济谈判；从夫妻间的“斗心眼”，到政治家们的“玩权术”，诸如此类的行为都带有博弈性质。可以说，一切人类行为尽在博弈之中。中国人熟知的“田忌赛马”故事就是博弈思想的具体体现。不过，博弈论的正式创立，一般要归功于1944年冯·诺伊曼和奥斯卡·摩根斯坦联合出版《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一书。

博弈的概念本身就已显示出它与主流经济学研究传统的最大不同，这就是，对行为主体互动影响的重视。在主流经济学（主要是新古典经济学）中，由于假设行为主体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孜孜求利的“经济人”，因而，行为主体间的影响全部被浓缩到市场价格这只“无形的手”之中，行为主体的决策也唯市场价格马首是瞻。这种简化对论证市场经济的基本命题——私利即公德——具有极大的便利性，也为建立形式优美、逻辑严谨的“经济科学”做出了不可否认的贡献。但是，随着经济学在形式上的愈来愈完美，内容上与真实世界的距离却渐行渐远。以至有人戏言，经济学已沦为经济学家自娱自乐的“数学游戏”。

博弈论的兴起是对主流经济学基本假设的挑战，更是经济学研究从形式完美向真实世界的回归。不错，博弈论的开创者们有很多是数学大师，如诺伊曼、纳什等，研究成果也多充满了艰涩的数学公式，但是，倘若因此把博弈论的获奖看作是数学方法在经济研究中的肯定与胜利，却只能是表象之见。原因很简单，数学仅是经济研究的工具之一，经济学的成果必须从经济学的视角进行评价。这背后的哲学基础是，一门学科的边界由其研究对象而非研究工具所最终决定。

回顾经济学发展史，无论是亚当·斯密之前还是其自身，都体现了很强的现实主义关怀，即使到了马歇尔与马克思阶段，经济学的主题也都充满了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只是到了新近时期，尤其是萨缪尔森的《经济分析基础》发表之后，经济学的数学化才蔚然成风。但是，博弈论的多次获奖恰恰说明，抽象的数学只有与现实问题相结合，才可能获得更加广泛的生命力。这也就是说，真实世界才是经济学研究的真正用武之地。因此，诺贝尔经济学奖多次垂青博弈论也就是对真实世界的垂青。

看看近年来几位诺奖得主的获奖理由吧。1994年海萨尼、纳什与泽尔腾的获奖理由是，“在非合作博弈的均衡分析理论方面做出了开创性贡献，对博弈论和经济学产生了重大影响”；1996年莫里斯和维克瑞的获奖理由是，“前者在信息经济学理论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尤其是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的经济激励理论；后者在信息经济学、激励理论、博弈论等方面都做出了重大贡献”；2001年阿克洛夫、斯宾斯和斯蒂格利茨的获奖理由是，“在对充满不对称信息市场进行分析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2005年两位获奖者的获奖理由是，“通过博弈论分析加强了我们对冲突和合作的理解”。所有这一切理由，都可概括为对真实世界中经济现象的关注与挖掘。正如谢林本人所说：“如果你要研究某个理论或者发展某个概念，如果你认为这个理论或概念将促进人们对现实世界的理解，那么就请发明一些浅显易懂的概念。”

实际上，经济学向真实世界的回归至少在1991年就已经体现出来。这一年，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科斯教授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我们知道，科斯的开创性成就很大程度上来自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研究方法”。正如其名篇《企业的性质》开篇所言：“过去，经济理论一直因未能清楚地说明其假设而备受困扰。……一种不仅是现实的（即能与现实世界中的企业含义相吻合），而且是易于处理的（即能用马歇尔所发展起来的两种最强有力的经济分析工具来处理），企业的定义是可以获得的。”科斯之后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如贝克尔、布坎南等人，基本上都是直面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家。

新制度经济学派对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影响可谓深远。这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近年来活跃在经济研究领域的学者操持的工具都或多或少归属于新制度学派；二是经济研究的主题基本上集中于“中国问题”，也即对中国学者而言的“现实问题”。由于“中国问题”可能蕴藏着世界范围内普遍的理论含义，以至有学者放言，谁能解释清楚中国的经济问题，谁就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奖。让我们期待着这一天的早日来临。

因此，断言博弈论将取代新制度经济学成为经济研究的新主流范式，是对这两种方法共同的学术关怀——从真实世界的问题出发——缺乏必要的洞察。恰恰相反的结论是，博弈论的兴起不仅不会替代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而且还可能与之形成互补。比如，合作与冲突机制（今年诺奖获得者的研究主题）的建立很大程度上可理解为一个制度形成与变迁的过程，倘若在现有博弈分析基础之上再加上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说不定可以取得更多的发现。在此，我斗胆预言，博弈论与新制度经济学方法的互补应用将是经济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