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许多人对亨廷顿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最后一段话多年之后仍然难以释怀——他说，在发展中国家未来的政治发展过程中，谁掌握了组织谁就掌握了未来。对照当下之中国，组织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中国共产党胜利并得以继续保持权力的法宝有三：组织化的政党和军队以及同样组织化的意识形态，实乃为一，即高度的组织和组织化。在转型时期，社会的组织化（农会、工会、企业主协会、同志性团体等）和组织化的社会作为民主化的根本动力，是中国有序民主化的希望所在。组织化的社会一方面可不可逆转地推动乃至“胁迫”国家由威权走向民主，在东方历史上第一次实现马克思“社会决定国家”的“预言”；另一方面，它可真正从现实上避免暴力革命，走出中国历史上剪不断的“暴政——革命”恶性循环的怪圈。因为组织意味着一定的规范、约束和控制，是一种有序的力量聚集，只有同样组织化的社会方可能与组织化的国家在一个比较对等的基础上达成宽容与谅解、妥协和合作，促进持续的制度化改进，也只有组织化的社会才能化解“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长久的沉默以及沉默之后突然的爆发”这种纳什均衡的困局。而这种组织化的社会和社会的组织化乃是由现代资本和市场经济所推动的知识、技术和人自身的进步的必然结果。

在人们只看到目下纷呈不断的乱象并未之心灰意冷的时候，我们新一代政治学者和政治家们应有充分的信心和自信，也有相当的责任和挑战。一个有序的民主化社会正在孕育，一个有序的民主化国家正待推动。有人也许会说，存在多种历史可能。是的，如果有命定的历史，那么我们正是与历史赛跑的人！怀抱这种命定的担当，我们可以持之以五十年如一日的努力的勇气和准备。大家应该记得，中山先生当年坚持革命四十年，如果他活得再久一点儿，他就可以亲眼看到胜利。而我们今天在坚持非暴力组织化社会运动这项远为“平和、平静”的伟业，五十年可以让上帝都为我们而改变！作为政治学人，我们力所能及，可以从组织化的学术和学术的组织化开始，以组织化的信仰为内核，并与社会相联系，扩展到组织化的方方面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