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博弈论中有一个经典案例--囚徒困境（prisoners’dilemma），非常耐人寻味。“囚徒困境”说的是两个囚犯的故事。这两个囚徒一起做坏事，结果被警察发现抓了起来，分别关在两个独立的不能互通信息的牢房里进行审讯。在这种情形下，两个囚犯都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或者供出他的同伙(即与警察合作，从而背叛他的同伙)，或者保持沉默(也就是与他的同伙合作，而不是与警察合作)。这两个囚犯都知道，如果他俩都能保持沉默的话，就都会被释放，因为只要他们拒不承认，警方无法给他们定罪。但警方也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们就给了这两个囚犯一点儿刺激：如果他们中的一个人背叛，即告发他的同伙，那么他就可以被无罪释放，同时还可以得到一笔奖金。而他的同伙就会被按照最重的罪来判决，并且为了加重惩罚，还要对他施以罚款，作为对告发者的奖赏。当然，如果这两个囚犯互相背叛的话，两个人都会被按照最重的罪来判决，谁也不会得到奖赏。

那么，这两个囚犯该怎么办呢？是选择互相合作还是互相背叛？从表面上看，他们应该互相合作，保持沉默，因为这样他们俩都能得到最好的结果：自由。但他们不得不仔细考虑对方可能采取什么选择。A犯不是个傻子，他马上意识到，他根本无法相信他的同伙不会向警方提供对他不利的证据，然后带着一笔丰厚的奖赏出狱而去，让他独自坐牢。这种想法的诱惑力实在太大了。但他也意识到，他的同伙也不是傻子，也会这样来设想他。所以A犯的结论是，唯一理性的选择就是背叛同伙，把一切都告诉警方，因为如果他的同伙笨得只会保持沉默，那么他就会是那个带奖出狱的幸运者了。而如果他的同伙也根据这个逻辑向警方交代了，那么，A犯反正也得服刑，起码他不必在这之上再被罚款。所以其结果就是，这两个囚犯按照不顾一切的逻辑得到了最糟糕的报应：坐牢。

这种最糟糕的结果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纳什所提出的“纳什均衡”。表明看上去纳什均衡难以打破，然而当前提变化之后，假设两个犯人都是惯犯，出狱后又马上犯罪，又因此入狱，出狱后又再犯再入……如此反复多次之后，此时的两人都吸取了之前的教训，意识到只有合作才能避免牢狱之罪。这就是所谓的“帕雷托次优”情况，也就是当博弈双方不存在“我失即你得”的状况时，双方存在合作以实现比不合作（带来纳什均衡）会实现更多的利益（很大程度上是共同利益）。

然而，在政治领域，尤其是国际政治学领域，囚徒困境的模式却又不适应。因为在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中，任何别国都可能成为自己的敌人。所以国家一方面要自强，另一方面更要防止他强，从而避免有强于自己的敌人出现而把自己“咔嚓”掉。因此在国际政治中，国家看重的是相对收益，用在囚徒困境模式中，就是说囚徒看重的不是自己会坐几年牢，而是关心自己会比对方坐少或少几年牢。

于是，适用于国际政治领域的囚徒困境又得加入一个前提：囚徒们同时爱上了一个女人，他们急迫与此女子结婚甚于忍受牢狱之苦，而这个女人也只会跟最早出狱的人结婚。此时当两人面对审判时，考虑的出发点就不是自己能少坐几年牢的问题了，而是“我要让他比我多坐牢”，于是乎，囚犯们选择只能是出卖对方，甚至诬蔑对方。这样才能争取更少的刑期以抢得爱人。因此，囚犯们无论重复N次，只要对相对收益的关注（即那个招摇的女人）存在，纳什均衡（双方出卖对方）还是博弈的结局。

在一个经济政治（甚至说各个领域）紧密结合的时代，国家在任何领域的相对落后都可能导致国运的堕落，因而国家在各个领域都有激烈的竞争，纳什均衡的局面到处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