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于北京时间10月9日19时(瑞典时间13时)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揭晓。最终，瑞典皇家科学院将这一经济学最高荣誉颁给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就业与增长理论的著名代表人物埃德蒙·菲尔普斯(EdmundS.Phelps)，以表彰他在加深人们对于通货膨胀和失业预期关系的理解方面所做的贡献。在羡慕别人不断摘得经济学皇冠的同时，我们不禁感慨：中国经济学家什么时候才能获得经济学界的这一至高荣誉？

相信谁都不会否认中国人的聪明智慧，在数学、生物学等诸多领域，中国人所取得的学术成果令世人瞩目。华人的身影也不只一次出现在诺贝尔物理学奖的颁奖典礼上。那么，为什么在这个经济体制正进行一场伟大变革的国度里，在整个经济学界都把研究中国经济改革作为重要课题的时候，华人仍然难以摘得经济学术皇冠上的这颗明珠。其中的原因值得探究与思索。

先从客观上找找原因。其实，在经济学领域，中国的学者还只能算是“小学生”。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们如今通常所说的“经济学”，指的是西方经济学。而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根本就没有引入西方经济学思想，只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直到改革开放之后，西方经济学的教科书才在一些高校中出现。我们想想看，西方经济学中的最重要的假定就是：“人”是理性的人，是自私的，人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一假定，那么也就不存在西方经济学。但坦承人性的自私，在强调奉献与付出的时代，还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按理说，经济学应该属于社会科学，但诺贝尔经济学奖却与大多数自然科学的奖项一样，通常是等到理论的结果得到了验证之后，才会授予理论的创造者。比如，纳什在发现“纳什均衡”的44年后才获得诺贝尔奖。蒙代尔在1961年就提出了最优货币区域理论，而直到1999年欧元初具雏形，才被诺贝尔经济学奖所相中。中国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开始（西方）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即使是近二十多年来有一些可能相当成功的理论出现，那么等到这些理论被实践所验证，还要加以时日。何况，目前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还处在学习和引入阶段，能够做到突破的凤毛麟角。

那么，有人可能会问：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升华就不能产生诺贝尔经济学奖理论了吗？这存在一个衡量标准的问题、也存在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西方经济学早已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到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从古典主义经济学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再到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从制度经济学到实验经济学再到计量经济学。尽管西方经济学已经衍生出许多不同的流派，也经历过自由市场和国家干预两种理论间的大辩论，但不管怎样，经济学这棵枝繁叶茂的大树已经有一条主干、有一个根。在西方经济学的体系中，只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放在一个小的角落。

这正如因为美国是文化输出大国，所以奥斯卡外语片奖只会颁给西方人眼中的优秀东方影片一样，由于西方国家在经济上的强势地位，他们当然按照自己的标准来衡量一种经济理论成果。可见，中国的学者只有先学会西方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才有可能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显然需要一定的时间。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改革开放之前，即使很多人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但敢于突破它的几乎没有，因为它代表了一种意识形态。任何理论都是一样，不争论就不可能完善和发展。在中国，经济学研究曾一度受制于意识形态而失去独立性，这也是其滞后的原因。而在西方国家，有很多“逆潮流”的理论却能登上大雅之堂，比如说1993年诺贝尔奖得主福格尔就曾提出：奴隶制度从经济角度讲仍然是非常有效率的，这好像是在替已经瓦解了的奴隶制度唱赞歌，虽然引起很大争议，但绝没有人给他“扣帽子”。可见，为学术研究提供一个宽容的氛围是极其重要的。

学术的宽容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让学术研究回归到本源，而不要带有很强的功利性。中国人的功利心很强，讲究“实用理性”，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有一定的目的性，希望很快看到效用。但实际上，有时候经济学研究仅仅是为了研究而研究，它并不需要承担指导经济运行的责任。有些人嘲笑经济学家只会放“马后炮”，也就是等到经济事件发生之后才开始分析解释，而很难提前做出正确的预测，但这其实是对经济学的期望过高了。有一个故事就能说明经济学家的尴尬，美国前总统杜鲁门曾恨恨地说，我希望能找到一个只有一只手的经济学家，因为经济学家在提出经济建议的时候常说：一方面（On onehand，英文字面意义为“在一只手上”），另一方面（on theother，英文字面意义为“在另一只手上”）。可见，经济学经常被赋予太多的责任，而在指导经济实践时往往力不从心。

中国正在进行一场伟大的经济改革，经济学如今变得炙手可热，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也坐不住了，纷纷建言献策。这种精神是可嘉的，它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但这也产生另一个问题，很少有经济学者能静下心来坐在书斋里研究学问。我们这里并不是说理论要和实践脱节，而是说评价一个学者的学术成果高低不能听他嗓门的大小，要回归到推理论证过程本身，毕竟很多学术成果是数年后才证明其价值的。浮躁的社会心态可能扼杀了很多孕育伟大理论的思想。

此外，中国人的求知方法是尊重经验，喜欢把一点一点的经验综括起来，不肯专从某一点经验上甚至某一概念上建立系统，理论决不远离经验而向前推进。这种方法倒是挺适合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但现在经济学的发展越来越注重数理推论和抽象的逻辑思考。这令国内很多研究经济学的人不理解，他们更喜欢从经验出发来研究经济社会现象，东西方求知方法的差异也使得我们的经济学理论研究显得有失严谨。

而中国的教育界似乎也在助长这种风气，论文的数量是评价一个学者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准。于是，我们经常听到经济学人对社会热点问题高谈阔论，却鲜见扎扎实实的实证分析。在学术论文“高产”的背后，出现了大量粗制滥造和抄袭剽窃的作品，这种浮躁的学术氛围显然不利于伟大经济思想的诞生。试想想，诺贝尔经济学奖纳什在患病期间经常在普林斯顿大学校园里游荡并喃喃自语，被称为普林斯顿的“幽灵”。但是，并没有人将他赶出校园，或因他再也交不出论文而让其流落街头。美国大学里那种自由、独立、宽松的学术氛围让人可以心无旁骛的思考和工作，甚至仅仅出于兴趣。

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崛起并逐渐在世界经济领域掌握一定的话语权，随着中西方经济学界的不断交流，随着中国知识分子独立精神的回归，诺贝尔经济学奖一定会降临中国。其实，我们现在也不必对此太在意，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说，中国经济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本身就足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了。

掉进钱眼里的毛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