蒸骨三验是中国古代用于确认尸骨、遗骸身份的重要手段，好像现代法医技术中的“陈旧骨骼的DNA鉴定”，是高级仵作必修课之一。乍听上去，理念绝对先进前卫，但是其手段的愚昧落后是大家想见不到的。古人认为，死者的骨头经过三年的寒来暑往，性状发生变化。活人的血液若能“滴血入骨”则可断定亲缘关系，若不能入骨则异姓各宗。有些案件时间紧、任务重，巡抚、总督挂牌督战，而尸体时间尚掩埋不足三年。遇此情况，仵作就要架设特制的笼屉，将骨骼在三天内蒸三遍、晾三遍，以此代表经过了三个夏天、三个冬天，随后再进行滴血认亲。当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冤假错案俯拾皆是。这也为后世的文学、曲艺提供了鞭笞、批判的绝佳材料。今天，笔者不想在这已然踏上一万只脚的陈旧命题上再添上不疼不痒的一笔，而是要试图分析一下蒸骨三验——这个唯心主义下所隐藏的勇敢假设。

“天人合一”是儒家经典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对周礼的改革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作为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正统，儒家经典自然要成为法律的唯一指导思想。汉代著名的“春秋决狱”就是用《春秋》的思想指导司法实践。蒸骨三验也是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唯心主义衍生品之一。我们不妨揣测一下古人：既然是“天人合一”，即便是生死相隔，也一定有某种不可名状的联系。这种联系显然不能只停留在思想和意识的层面，还要从某种物质的联系上找到依据。“亲缘”的近义词之一是“血缘”，亲戚间血液的成分也许有相似成分，则血液成为确亲缘关系的突破口。活人有血，死人有骨，“滴血入骨”自然是顺理成章的。或许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些“瞎猫撞上死耗子”式的巧合案件，“滴血入骨”碰巧“成功”，再加上儒家思想强势效应，蒸骨三验的呱呱坠地成为了必然。

凡事都要从一个点出发，越走越远，越做越细。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人发现了DNA螺旋结构。人之所以为人，之所以有男女之别，有胖瘦之分，无非是腺嘌呤、鸟嘌呤、胸腺嘧啶、胞嘧啶这四种分子的排序不同罢了。这以后的若干年出现了亲子识别、尸源确认。有了DNA鉴定，足球明星与中年富婆未婚得子的丑闻被炒得沸沸扬扬，历次空难和印度洋海啸中无数遇难者魂归故里。当我们的眼睛、头脑为西方现代科学技术所吸引、所冲击时，笔者不禁要问：是什么东西促使了DNA技术的产生？是列文虎克发明的显微镜，还是被品红染色的软木细胞？实验科学归根结蒂，无一不是以假设和猜测为出发点的。苹果落在了牛顿的脑袋上，天才便猜测：一定有什么东西在往下拉苹果。于是重力被发现了，以天才名字命名的三大力学定律成为物理的金科玉律，火箭上天、太空漫步都离不开它们。约翰·纳什在围棋盘上厮杀时也在设想一种没有输家的、双赢互补的完美结局。经过潜心研究，“非对称均衡的博弈理论”诞生。政治、经济、军事领域，甚至影视作品中，“博弈”受到狂热追捧。从大胆假设到人类进步的成功案例不胜枚举：莱特兄弟发明飞机、苯环的发现……蒸骨三验同样为我们在唯物主义的研究中提供了一个假设、一种可能。抑或地说，DNA鉴定技术是现代意义上的“蒸骨三验”，他们都从这个假设出发，一个被成功地应用于认识客观世界，一个则注定失败。

众所周知，证据学（西方也称法庭科学）的发展经历了从神示证据到客观证据的过程，这一过程折射了人类认识发展过程。斗胆篡改一句名言：实践是检验假设的唯一标准。只从主观出发，脱离实际的实践是不能成功的。因此，水决、火决使无数无辜的人成为神的牺牲品，蒸骨三验也是冤狱累累的恶源。假设本身是无罪的，因为作为“设想”，在没有得到证实前，先被冠以一个“假”字。这不能不说是人类对主、客观世界认识的进步。“蒸骨三验”这个假设，之所以称其“勇敢”，在于它从希望主观主义可知论的角度，去证明“天人合一”的正确性。但由于认识水平的局限性，实践上实在有些“不得已而为之”。近年来，科学家证明了古人“天人合一”观的正确：人体内各种元素与地球中元素种类、含量惊人地相似。一时间，“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表述风行全球。现代科学的结论与老祖宗的假设孰对孰错，恐怕不能轻易下结论。“蒸骨三验”另一勇敢之处在于：它企图通过对人体遗留组织的同一性检验来证明亲缘关系的同一性，这样的假设在几个世纪前显然是大胆的。欧洲大约处在教会神权统治时期，反对日心说、质疑神创论、揭示人体血液循环的奥秘、进行生理解剖……统统被打上异端的标签。轻者放逐到荒野孤岛，重者被神职人员活活烧死，美其名曰：切勿流血。

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更准确地讲，知识是我们对各种假设证明或证伪，进而实现美好愿望的力量。一个的勇敢假设，由于缺少知识和科学实践的支持而走向不归路，现代技术又从另一角度证明了这一假设的可行性。“蒸骨三验”只是一个引子，它引发了我们对历史的敬畏和未来的遐想。我们不妨联系实际，解放思想，任各种想法信马由缰，生成新的假设和幻想。然后，遵循科学规律加以严谨验证，为那些可能成为“经世致用”现代的、古代的大胆假设插上知识的翅膀，飞向美好的客观现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