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节 市场经济共识与经济学理论的互补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面临的新问题

《资本论》面世一百年来，有众多的西方经济学家对马克思学说提出了质疑，也经历了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考验；一百多年的历史变迁使得人们对马克思理论是否还能说明当前问题而感到怀疑。这些，都逼迫我们必须从头来考虑马克思理论中过时的部分是什么，还继续说明现实问题的是哪些。在中国，对价值论的争论也从没有停过，并且是从50年代就开始的，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对这个问题的争论越发激烈了。香港著名经济学家的张五常更是武断的以"唯我论"来否定马克思的价值理论。

马克思所出处的时代是资本主义刚占统治地位，是资本主义发育未全的时期。100多年前他所看到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还是以体力劳动为主，脑力劳动在社会总劳动中所占比重较小。哪个时期的劳动主要是直接的生产性质的劳动。马克思所着重分析的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在当代社会总劳动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而科技产业、信息咨询业、金融保险业以及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众多非物质生产部门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日益提高。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虽论述了科技工作和经营管理的劳动也是生产劳动，肯定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都创造价值。但是其理论解释不了众多的第三产业者工作的意义；在当代经济科学研究中，第三产业的劳动被公认为是生产劳动，不仅创造价值，而且能够比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创造更多的价值。同时，第三产业的发展还直接或间接地促进第一、二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如何解释资本、土地、管理以及科学技术在价值形成中的作用也是一个艰难的话题。

二、斯蒂格利茨与西方经济学的当代成就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1942年出生于美国印第安那州加里市。斯蒂格利茨在很多方面很像他的导师萨缪尔森。都少年得志；都研究范围极为广泛；斯蒂格利茨的贡献在信息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货币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和过渡经济学等领域。斯蒂格利茨辗转任教于美国和英国的麻省理工学院、耶鲁大学、牛津大学等多所名牌大学。上完课，斯蒂格利茨教授匆匆忙忙地换上西装，坐上飞机去华盛顿。他1993年至1997年间曾担任的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团主席一职。

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世界出现的滞胀（经济停滞、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存）给萨缪尔森的新古典主义理论体系以致命打击。斯蒂格利茨教授1993年出版的《经济学》格外受到好评。斯蒂格利蒂茨在出版这本《经济学》的前一年，在《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经济学的又一个世纪》。在这篇文章中，斯蒂格利茨谈到，20世纪经济学有两个最重要的成就。一是在微观经济学里发展出了新古典－瓦尔拉斯范式。二是由凯恩斯开创的宏观经济学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20世纪经济学的最大缺陷，便是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之间的巨大分歧。在《经济学》中，斯蒂格利茨就在有意识地总结半个世纪以来经济学的发展，试图为统一经济学构建新的体系，以治愈新古典综合派的“精神分裂症”。斯蒂格利茨教授的这本《经济学》被经济学家称为西方经济学的第四本里程碑式的教科书。

在斯蒂格利茨的新经济学体系中一以贯之的主线，便是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对市场不完备性的深刻剖析。斯蒂格利茨这本《经济学》的第一编是“绪论”，第二编“完全市场”介绍的便是新古典范式中完全竞争、充分信息的市场模型。在第三编“不完全市场”中，斯蒂格利茨倾注笔墨，分析了现实中市场力量的不完备性。斯蒂格利茨谈到的“市场失灵”，包括了传统经济学中的老话题“垄断”、早在18世纪就已经被经济学家注意到了而最近又被博弈论重新改写过的寡头垄断问题、作为长期经济增长之源泉的技术创新问题、产品市场上由于信息和激励问题带来的“欺骗”和“偷懒”、劳动力市场上最大的垄断势力工会力量对竞争的干扰、资本市场上由于信息不对称引起的“信贷配给”问题、企业对市场的替代和企业内部的管理问题、以及公共产品的提供等。在传统经济学教科书中这些部分仅仅作为补充读物出现，而在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中，它们才第一次得到了与其在现实中重要性相称的重视。

1、博弈论

博奕是“古六博戏与古围棋”的合称。“博奕”一词的英文单词是game，意为对策、游戏。博奕论的早期思想也确实源于游戏。在诸如下棋、打牌、划拳等游戏中，都反映了博奕论的思想。例如，在人们非常熟悉的“石头、剪刀、布”的游戏中，我们的问题是：对方如何行动？而我又将如何应对才是最佳？这实际上就涉及到了博奕论的核心问题——以对方的行为作为自己决策的依据，并寻求最佳。但博奕不仅仅是指游戏，它研究的是，人的行为在发生直接的相互作用时，如何进行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说，博奕论又称为“对策论”。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利益冲突与一致具有普遍性，人们和企业总是通过选择最佳行动计划，来寻求收益或效用的最大化。所有的决策问题都可以认为是博奕。博奕论在政治学、军事学、生物进化学、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经济学等许多领域都有着广泛的应用。在经济学中博奕论作为一种重要的分析方法已渗透到几乎所有的领域，每一领域的最新进展都应用了博奕论，博奕论已经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对经济学理论与方法正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最近三四十年，经济学经历了一场博奕论革命。1994年度诺贝乐经济学奖授予三位博奕论专家，可以看做是这场革命的一个标志。博弈论和社会选择理论是20世纪社会科学最主要的成就。博弈论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的核心。

2、公共选择理论

人们求官的目的在于收入、地位和权力，并且都会遵循以最少的稀缺资源来实现其目的的原则来进行活动时。政府并非神的造物，不过是一种人类组织，在其中作出决策与实施决策的人也会犯错误；国家的行动本身也要受某些“人造的”规则和制度结构的影响；加之，选民“合乎理性的无知”、和“冷漠”、代议制中的“互投赞成票”等等因素，很难对立法官员和官僚追求私利的行为进行有效的约束，结果就出现“政治失败”问题,导致社会资源的大量浪费。政府干预永远是次优选择。

3、人力资本理论

人力资本产权是其所有者为获得收益对自己所拥有的人力资本进行利用或处置的权利，包括人力资本的占有权、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等。由企业经理和核心技术人员构成的人力资本是企业的核心资源，选择适当的方式对他们进行激励，让他们分享企业的剩余，享有剩余索取权，是现代企业发展的内在逻辑结果。年薪制、股票期权制等的出现，便是对人力资本产权的确证。由企业家和核心技术人员构成的人力资本从被动资本变为主动资本，货币资本越来越依附于人力资本。国有企业产权结构调整要改变以往那些只有实物资产才能拥有产权的规定，允许人力资本所有者，特别是经理和核心技术人员以自身的人力资本折作股份，拥有企业部分产权。在市场经济早期，企业的运营风险主要由出资人承担。人力资本所有者与企业更加紧密地连在一起，成为企业风险的主要承担者。

4、产权理论

　　在市场经济中，人们从事交易的目的是从中获得收益；而产权是人们参与收入分配的一个依据或凭证。如果产权的归属不清晰，人们在事后的分配就会是一笔糊涂账。产权是一束权利，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等权利，而收益权是产权的核心。所谓“产权残缺”就是指一种资源的控制权与资源的收益权相分离的状态。所谓“稀释”产权，就是指对产权施加的约束绕过价格机制而分配资源。　

5、委托—代理理论

由于经理人员和所有者之间激励不相容、信息不对称、责任不对等以及合同的不完全，“内部人控制现象”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偷懒、机会主义行为等道德风险问题十分容易发生。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代理成本，所有者常常设计一套激励约束机制来规范经理人员的行为。

三、两大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比较

1、价值论比较

劳动价值论认为只有从事物质生产的体力劳动才创造“价值”，要素价值论则主张，除了劳动之外，资本、土地、管理才能等也参加了“价值创造”。劳动价值论及要素价值论都是“客观价值”论，从生产即供给的角度讨论“价值决定”问题，边际效用价值论则是“主观价值”论，从需求的角度讨论这一问题。劳动价值论实际上只强调第一、第二产业生产的物质产品对人有效用，从边际效用价值论出发则可以肯定第三产业提供的各种服务同样有效用，是社会经济生活必不可少的。

2、分配论比较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利用剥削概念有力地论证了，剩余价值是工人的剩余劳动创造的，剩余理应归于它的创造者。可见，马克思的理论是多数人分享剩余的理论。熊彼特则构建了一个少数人分享剩余的理论。要素价值论者熊彼特认为，企业家并未积累任何种类的商品，他们并未首创任何独特的生产手段，而是与众不同地、更适当地、更有利地运用了现存的生产手段。他们实现了“新的组合”。他们的利润，即我们所谈到的剩余，就是企业家利润。

　　美国经济学家克拉克系统地阐述了边际生产力论，为现代经济学中的分配理论奠定了基础。他的边际生产力论是“生产要素论”、“边际效用论”和“报酬递减规律”理论的混合。　　克拉克还认为，产品的价值是由社会来决定的，因此，财富的分配状况自然也会影响商品的价值，而商品的价值和价格是没有区别的。克拉克认为，价值里面完全没有劳动的因素，价值是市场上双方竞争并达到均衡时的结果。换言之，克拉克认为价值并不是自然的或者先定的，而是随着市场上买卖双方情况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由于价格和价值是一致的，我们又无法直接去观察或者测量到价值，那么只能将商品的价格作为价值。

劳动要素是指自雇和他雇的从事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劳动者所付出的劳动。劳动者应该包括把自己的劳动“与资本相交换”的工人、脑力劳动者-白领劳动者-科技劳动者、作为资本家雇员的经理、资本家兼经理、纯粹的股东以及个体劳动者共六类。当劳动者自己的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时，一切劳动所得都归劳动者所有，不存在从而也不可能索取剩余价值。只有当劳动者没有生产资料，仅有自身的劳动力可以出卖，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或“货币出资人”得到时，才存在劳动者能否对于剩余价值主张收益权的问题。人们在讨论劳动要素如何参与收益分配时，实质上是在讨论劳动要素如何分割剩余价值这一种特定的收入，而不讨论劳动要素对于其他价值部分的分割。

3、方法论比较

经济学方法体系分三个层次：认识论层次、逻辑层次和具体工具层次。

认识论层次的方法——即哲学层次的方法，又叫“元方法”。人类的一切认识活动都受一定世界观的支配和制约。所以，“元方法”是一切理性活动的共同方法论，是渗透于其它方法和内容的“无形”方法。哲学中互相对立的两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唯物辩证法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分别表现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元方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历史唯物主义和集体主义为出发点，西方经济学以科学实证主义和个人主义为出发点。

逻辑层次的方法——是思维方法，又称为“一般科学方法”。逻辑方法分为形式逻辑方法和辩证逻辑方法。西方经济学主要用形式逻辑的方法。辩证逻辑是马克思经济学特有的方法。形式逻辑方法主要有抽象法、归纳法、分析法、综合法、系统法、比较法和历史法等。辩证逻辑方法有：逻辑与历史统一、分析与综合的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等。辩证逻辑方法总是将处于“对立”地位的概念同时置于一个“统一体”中。

分析工具——即具体研究方法，是“有形”的方法。主要有平均分析法、边际分析法、均衡分析法、非均衡分析法、模型法。西方经济学很少使用平均分析法，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使用边际分析法，其它方法都不同程度地为两大经济学体系所用。

如果我们的研究目的旨在揭示商品经济的本质和规律，则现象的差异性被舍象掉，边际分析法无用武之地。如果我们研究的对象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的重在指导经济实践，不但给市场经济“诊病”，而且要“开方”，需要研究经济运行机制，研究资源优化配置方法，需要研究经济主体的选择行为和过程，则单靠平均分析法就不能很好地完成这些任务。我们可以用平均分析工具研究“本质”，研究“总体”；本质确定后用边际分析法分析“现象”，研究“个别”。平均法分析经济在“本质”层次的运行和发展，边际法分析经济在“价格”等现象概念的运行和发展过程。

四、中国经济学名家与四大“智囊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是中国最重要的官方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之一，1981年正式成立，直属国务院。为国务院在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及改革开放中的全局性、综合性、战略性、长期性问题，提供政策建议和咨询意见，下设10余个研究部和研究所。吴敬琏、王梦奎、樊纲、卢中原等都出自此门。

中国社会科学院：1977年成立，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学术机构和综合研究中心，承担许多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中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的研究任务。董辅礽、刘国光、张曙光、刘树成是代表人物。

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1994年，归国后的林毅夫和易纲等留美著名学者留在了北京大学，他们动员国内外资金，成立中心以吸引海外留学人员回国服务。中心成立后接受了许多政府部门、国际组织以及企业的委托，对中国当前改革和发展中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专题研究。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由海内外优秀研究人员组成的网络性的组织，大部分都是兼职的研究人员，包括国内外政府公共服务部、金融和产业部门及学术部门的优秀学者。

马寅初（1882－1982）——坚持真理的楷模。

陈岱孙（1900－1997）——桃李满天下的学界泰斗。

陈彪如（1910－2003）——中国国际经济学的奠基者。

宋则行（1917－2003）——凯恩斯经济学大师。

茅于轼（1929－）——经济学界的鲁迅

桥梁专家茅以升是茅于轼的伯父。茅于轼由铁路工程师半路出家转变为经济学家，46岁开始学习经济学，大器晚成。一个认为自己最大价值在写作上、目的是通过自己的笔来普及经济学的老头。“由于骨子里对草根阶层深厚的人文关怀和对真理的不懈追求，被称为‘经济学界的鲁迅’”。“别人的贫穷并非与我无关”这是他的人生信条。学术成果主要就是著名的“择优分配原理”。

张培刚（1913－）——发展经济学之父。

1949年以哈佛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开发展经济学之端，1989年《发展经济学往何处去》在发展经济学重危之际力挽狂澜。提出了优先发展中部的“牛肚子”理论。

谭崇台（1920－）——哈佛三剑客之一。

曾经的“杂技小神童”和“哈佛三剑客”（另两人为陈观烈、陈文蔚）之一。自认为真正的学术生涯开始于1978年。

林少宫（1929－）——新中国计量经济学的奠基人。

自美国学成归来，一直呆在华工任教。

高鸿业（1921－）——中国的萨缪尔森

他所翻译的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第10版）和重译的凯恩斯的《通论》，以及由他主编的《西方经济学》教材，影响了我国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人。

吴易风（1932－）——“三通”经济学家。

所谓“三通”，既精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精通西方经济学和经济思想史。1995年访俄后的那篇《俄罗斯经济学家谈俄罗斯经济和中国经济问题》一文曾引起轩然大波和广泛争论，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董辅礽（1927－2004）——总设计师手下的高手。

我国最早研究经济发展战略的学者之一，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理论，被誉为“中国经济成长论的代表”。有“董模型”之称。1979年，董辅礽第一个提出所有制改革问题，提出要实行“政企分离”和“政社分离”。1986年，他在一片讨伐声中，积极捍卫“温州模式”。

吴敬琏（1930－）——明星经济学家

号称“吴市畅，又称“吴良心”，与诺贝尔经济学将得主阿马蒂亚·森并称中外两颗“经济学良心”，以彰其为民请命。那畅股市大辩论，更是使他家喻户晓。吴敬琏的父母亲曾创办了旧中国最大的民营报业集团《新民报》。

厉以宁（1930－）——中国股份制的棋手。

号称“厉股份”，新中国倡导股份制的第一人。“两类非均衡论”、“所有制改革论”、“第二次调节论”等观点在中国颇得风气之先。难得的是，他还是一位诗词佳作频出的诗人。

萧灼基（1933－）——燕园里的中国经济晴雨表。

有“萧股市”之称。

林毅夫（1952－）——“叛逃大陆”的上尉。

以“新农村运动”闻名，以传教式的执著，始终坚持“比较优势”原理的应用。

张维迎（1959－）——经济学理论的布道者。

在企业和契约理论上独树一帜，中国传播经济学理论最成功的学院派教授。常用比喻和类比阐释观点，如揭示监督理论的“月亮与树荫”童话；有关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的“马背上划白道的斑马”理论和“第三者插足”的改革思路等等。

盛洪（1954－）——天则经济研究所的“掌门人”。

1998在《道德、功利及其他》一文中提出了自己的“道德功利说”。

汪丁丁（1953- ）——“走火入魔”的侠者。

汪丁丁总是给人“这个人到底读了多少书？”的困惑，以其深厚的学养在经济学和哲学之间交叉游走。

程恩富（1950－）——海派经济学的创始人。

经济学界四散人

杨小凯（1948－2004）——最有望获诺奖的华裔学者。

文革时因一篇《中国向何处去？》而入狱10年。后以创立了挑战新古典经济学的崭新学派——“新兴古典经济学”，又称“超边际经济学”。只可惜天妒英才，英年早逝。

温铁军（1951－）——中国农民的代言人。

温铁军说SARS是一种城市病，当前最紧要的不是SARS，而是其他更威胁人们健康的疾病。温铁军关于三农的研究和实践让人由衷敬佩，“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的坚持也印证了他文章都是腿“写”出来的那句话。

邹恒甫（1962－）——经济学界的另类。

有高僧般的禅性，他把歌德的话倒过来说：“生命总是灰色的，只有理论之树常青。”

周其仁（1950－）——“猎手”经济学家。

因一篇《三网合一、数网竞争》的文章被认为是电信问题专家。

经济学界的“京城四少”

樊纲（1953－）帅哥经济学家，长得像朱军。

刘伟（1957－）

魏杰（1952－）被成为“先思一步的经济学家”，又有“魏指点”的称号。

钟朋荣（1954－）市场经济超级顾问，提出“官逼民富”的思路。

非同寻常的“天南双骄”

王则柯（1942－）——从数学家转行做了经济学家。

薛兆丰（1968－）——当代严复。

是一个网上名家。他拥有最早的经济学个人网站——“制度主义时代”，

非主流经济学家

杨帆（1951－）——草根经济学派代表

左大培（1952－）——“新左派”的急先锋。

韩德强——放言不主张中国加入WTO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