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宪政变革的一次机会

——第三次国共谈判的博奕论解释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毛泽东

攘外必先安内。

——蒋介石

似乎有下面的重要问题留待我国人民用他们的行为和范例来求得解决：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

——汉密尔顿

大凡宪政成功者，均有这样一个过程：冲突的精英集团在博奕中相互妥协与合作，在某个利益均衡点稳定下来，并确定一个供未来进行利益分配的竞争体制，也就是宪政体制。然而在中国的历次宪政变革中，还未出现过这种宪政体制所必需的妥协与合作，“一山难容二虎”的局面总是突破不了。症结究竟在哪呢？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宪政过程，也许有些许启发。

一、和平与利益

抗战胜利后，人心思定，对各精英集团尤其是拥有武装的精英集团形成一种舆论压力，但不能认为这是促使国共两党和谈的决定因素。如果冲突中的任何一方认为和谈不符合自身的利益，这一方是不会走上谈判桌的。各方都要在所处的博奕环境中计算自己各种决策的得与失。当然，一般说来，只要是理性的博奕者，都不会轻易选择战争，因为战争是一项成本极高的选择，因为它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除非真正以战争为乐的“好战”分子，我们将这种分子排除在分析构架之外，事实上精英集团中的决策人物都不是这种分子。从这个意义上说，“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一个常理，可以解释为如果通过和平的方式所得到的预期净收益大于通过战争的方式所得到的预期净收益，那么当事人就会选择和平的方式。这里的关键在于“预期”，即如何估计战争的成本（可能的失败和伤亡）和收益（可能的权力独享），如何估计和平的成本（可能的让步）和收益（可能的权力分享）。我们以此依据来分析一下各派精英集团的态度。

首先，最希望和平的是中间派精英集团，以中国民主同盟为代表。理由很简单，如果和平成功，他们可以在联合政府中可以分享权力，而且，中间派大多是知识精英，只有在和平时期，他们的知识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1946年1月31日政治协商会议闭幕，过了几天，美国调解人马歇尔同民盟代表罗隆基进行了一次谈话，罗隆基兴奋地说“民盟的前途好”。当然他没有直接地说他们中间派可以发挥作用、分享权力，但强调了他们这些人都是向往英美式民主的，而政协会议所达成的宪政构架类似英国内阁制，让他们很兴奋。对于中间派来说，不仅和平的结果对于他们有利，而且为了和平而进行的谈判更加需要他们发挥作用。因为他们会成为对立集团竞相争取的对象，国民党极力争取青年党的支持，共产党极力争取民盟的支持。为了争取中间派，必须要让予他们利益。在协商国民政府委员会（协议中的最高国务机关）的名额分配问题上，共产党为了争取关键议案的否决权，主张在四十名国务委员中，共产党与民盟至少占有十四席（可以否决需要三分之二票数通过的关键议案）。为了取得民盟的支持，周恩来对民盟主席张澜说：“在这十四个席位中，民盟可以自己斟酌，你们要几个都可以商量。你们要六席，共产党就八席，你们要七席，我们双方就各半，你们要八席，我们就六席。”（1）这段话使当时的民盟代表深受感动，民盟主席张澜更是喜笑颜开地说：“我说吗，民盟要这许多委员席位做啥子哟？我老了，最好大家让我不做委员。”（2）共产党能够做出这样的让步，一方面可以看出周恩来的胸怀，另一方面更可以看出在谈判时期中间力量的重要性。所以罗隆基说：“我对旧政协能够躬与其事，当时自己真不知道有多么的欢喜，多大的荣幸，心真跳得天高。”（3）相反，如果战争发生呢？首先，这些被军人认为靠耍嘴皮子吃饭的知识分子对于打仗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战争的成败与他们没有多大关系，而且在战争中，他们因为言辞激烈可能会遭受牢狱之苦或丧命之灾。其次，在战争结束后，胜利的一方也用不着为了谈判而去争取中间派，只会是中间派对取胜方言听计从，或者退出政治舞台。因此，对于中间派来说，和平能带来几乎没有成本的收益，战争则要付出几乎是没有收益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