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我而言所有的知识领域都是一个过渡
问：汪先生您好！在书中您把自已归入“通才型”的学者一类，首先请您简要概述一下您思想路径中的几次重要转变。
答：一个人的思想路径其实是很偶然的。在经济学的学者里面我的知识背景算是比较宽泛的。我曾说过对我而言所有的知识领域都是‘过渡’，我称之为‘知识过程’，知识过程是我们‘人生体悟’的必要手段。或者说，我的精神气质是哲学的而不是任何其它专业领域的，而这种哲学气质在很大程度上是天生的，或先于大量的后天经验而存在的。使我从经济学开始注意到道德哲学的一个重要的诱因是1993-1994年我在香港大学参加‘公民社会’的讨论会，我当时意识到经济学里面有很多更加根本的问题是属于非经济学领域的，例如‘市民社会’问题，例如‘市场社会的道德基础’问题。这是我思想路径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对我个人来说意义深远。香港大学的合约结束之后，我去欧洲做学术访问，在德国学术界我接触到了更多的思想家来讨论道德哲学问题，例如哈贝马斯和耶拿的马克斯?普朗克研究院的院长维特教授…。我在德国写完了哈耶克‘扩展秩序思想研究’的第三部分，并真正接触了欧陆哲学与英美哲学这西方两大思想传统。因此，到了德国以后我就无可收拾地走进了哲学。
二 我觉得对中国经济学建设最重要的是补‘新政治经济学’这门课
问：从您的著作中可以看到：经济学绝不是一门独立自足的学科。首先，请问是否存在经济学的霸权话语？其次，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以及中国现实经济研究中存在哪些重要问题？
答:经济学面临的很多问题都不是它自身能够处理提了的。至于‘经济学的活语霸权’，我想这一年半以来有所缓解，在这以前，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里面毫无疑问是经济学家的声音最大、最强。在这种背景下，我就拼命地反对经济学霸权主义或者“帝国主义”的态度。经济学的霸权态度在西方已经受到广泛抨击，所以反对经济学帝国主义在当今西方学术界其实已不是个重要的任务。我们看到，例如在白宫里面现在有‘话份’的，其实不是经济学家，经济学家只占总统智囊团里的一个席位。但经济学的话语权力在中国成为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当中国市场化的浪潮摧毁并彻底瓦解了传统价值观念的时候，这在1993年以后变得很明显，社会上流行“杀熟”这样的词汇，它的意思是说‘要坑就坑熟人’，只有熟人你才能坑，生人已经不上你的当了。这种话语的流行说明道德问题成了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当然与此同时发生的是道德教育的全面危机，从1993年以后，我觉得中国教育制度的失败才最彻底地暴露出来，这是普遍的失败。任何一个社会的教育的核心内容是核心道德价值观念的灌输，道德体系瓦解以后，从事核心道德价值灌输的这些人，不管是人文学者还是自然科学学者都觉得无所适从。最近大家正在谈论教育问题，我也参加了。我觉得在道德基础的瓦解以及新的价值体系无法确立的‘道德真空’时期，如果有着强大的发言权的经济学家仍然拒绝关注道德建设问题，那么中国的经济学家就推脱了他们在中国这个特定社会里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这是我的一个基本判断。
1980年代后期，经济学自身遇到了‘理性主义’的危机，所谓‘博奕论基础’的危机。除了西方经济学理论本身有待澄清的那些困惑以外，在中国的现实经济研究里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补上‘新政治经济学’这门课。任何经济学理论，当它在应用中涉及到价值问题，或与特定社会的价值体系发生冲突时候，它就会转变成‘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的普遍原则同‘本土’的价值体系发生冲突之后的反思的结果。政治哲学的主题就是“求善”，用这种“求善”的理论去指导你的经济学的运用，才产生了本土的经济学，这也就是政治经济学。实际上我们的‘政治经济学’传统，自从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传统中断以后，这二十年里面根本就没有补过。从孙冶方先生的政治经济学如何过渡或勾连到当代主流的‘新政治经济学’？从多重意义上说，还没有人来补这个课，关键是还没有人来做这个工作。其次才是有没有这个能力的问题，经济学家的‘政治经济学’能力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中国目前最需要的是政治学家与法学家。
三 我觉得我挺幸福的
问：哪些人物在您的思想中产生了重要影响？
答：我念数学系时，对我影响比较大的一个人是罗素。作为一个有着不安分守已的“冲动”的年轻人，在数学系念书自然就想到要去看罗素的书，他对哲学问题有很通俗的解释。通过他的介绍我又找到了休谟。因为罗素一上来就将‘休谟问题’提出来了，他把休谟作为最伟大的哲学家来介绍。另一方面，我们这些五十年代出生的人受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影响非常大，我们通过读黑格尔的书，最终意识到康德是一面无法回避的大墙，你必须越超康德。从经济学领域走出来之后，我最先想到的还是回去重新读康德和休谟。这样我的两只脚就分别踩在英美和欧陆这两大西方哲学传统当中了。在康德和休谟之后，给我影响较深的，在英美思想传统中是威廉.詹姆斯，实用主义哲学大师，西方人在90年代中后期重新发掘他的思想，并认为他是英美思想传统中的尼采。另一个人就是维特根斯坦，因为我有数学的训练，我喜欢读他简明的断语式和但又有内在逻辑的判断的著作。在欧陆思想传统里面对我影响比较大的，还有德里达和福柯等人。但最后我要说，哈贝马斯对我的影响超过了所有这些人对我的影响。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他的思路与我试图发展的博奕论的思路不约而同地指向同一个结论。在我的整个学术进路或学术演变过程中，我还不能够仅谈西方思想家对我的影响，我必须提到我在国内的朋友们对我的重要帮助。最重要的是他们的看法来自中国社会实践，他们懂得西方理论，有很好的学术训练，他们终日沉浸在中国的社会实践中。比如经济学家周其仁，比如熟悉中文和国史的王焱。这两个人可以做为来自朋友的影响的代表。他们对我的帮助是最主要的，绝不亚于西方思想家理论著作对我的影响。是他们培养了我的“中国问题意识”。我还应当提到最近这段时间对我产生了很大影响的汪晖（以前我不读他的东西）。回国之后我注意到“新左翼运动”，其中有些人的立场我是不同意的，太极端，如“反市场化”的结论等等。通过阅读他们的代表人物汪晖的著作，我发现他的思想史视角或知识社会学的训练实在是我应当补而没有补的课。
其他给过我相当大影响的朋友是（大部分都是通过他们的著作对我发生影响的）：陈嘉映、张汝伦、殷鼎、朱苏力、何怀宏、周国平、邓晓芒、刘小枫；余华、陈染、张炜、顾城、海子以及70年代出生的北大校园诗人；顾准、王元化、吴敬琏、李慎之、沈昌文等，其中在人格上，顾准，始终是我追随的一个人物。
我觉得我挺幸福的。我在哪儿都只有‘匆匆过客’的身份，同时我又深深地卷进了中国的语境和中国的社会实践。这种语言的双重性和生活的复杂性使我的思想变得丰富起来。也就是说，阅历丰富的这样一群人，给了我丰富的影响，这不是单一的，单向度的，或太极端的人他所受到的那种影响。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喜欢‘复杂’。嗳，这就说到三联出版的《复杂》这本书，读那本书给过我很多帮助，当时我还写了一篇很长的书评。凡是对我的思想有帮助的书我都会写书评。
四 我很欣赏“我们不得不戴着枷锁跳舞”这句话
问：从八十年代到世纪末，您认为中国学界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发展？
答：我只能以一个‘局外人’的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经济学家对于80年代以及90年代的‘知识运动’基本上是置身事外的。况且我多年居住海外，对国内知识界的变化确实不太关心。不过我感觉得到的一个重要的变化是，90年代以后崛起的这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基本上是学问导向的，要跟他们对话的时候，你自己在学术上必须先站稳。而在80年代，知识分子之间的对话是思想导向的。90年代确实是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思想淡出，学问凸显”。不过实际上在我最近与这些90年代的朋友们的几次学术‘对话’中我发现思想实际上是可以更加深入的，可以不“淡出”的，只不过语言更加晦涩了，或更加艰深了。对于局外人或旁观者来说，这样的‘对话’变得很不容易理解，因为思想披上了太枯燥艰深的学术外衣。这或许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伴随着知识进步的，是知识体系的分化与专业话语的深入。你可以说这是一种‘退步’，你也可以说这是深入或是‘进步’。所以我很欣赏你对汪晖的访谈的报道所起的那个标题“我们不得不戴着枷锁跳舞”。这似乎刻画了我们的知识的现状，这是一种深刻的无奈。有一次陈维纲也谈到这件事情，他说他试图找到一个‘超立场’的立场。不过在我看来，那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