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我似乎肯定不会有机会与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共进午餐

了。我第一次试着约他时，他告诉我得等一两个星期，以便他能从有关获奖的“庆祝活动中抽身”。

我们另外约了时间，可后来他还是不得不爽约：“我得去瑞典大使馆和白宫，”他发电子邮件给我说

道，“我知道我该先问问我太太……抱歉，我目前一团糟，一定把你弄糊涂了。”

最终，他邀请我到他家中吃饭，他家位于风景宜人的华盛顿特区市郊贝塞斯大(Bethesda)。“一定比

去餐馆好，”他保证说。

年届84岁高龄

我到他家时，他太太艾丽丝(Alice)在门口迎接我。谢林站在她身后，脸上带着淡淡的、略带调皮的笑

容。“再提醒我一下，你是哪家报纸的，”他说。他不是开玩笑，我是那天第二个采访他的人，而此

时离他接到瑞典打来的电话，告诉他获得了诺贝尔奖已经有一个多月了。谢林感到很意外，他不久前

曾放弃这个奖项了。年届84岁高龄的谢林，是有史以来赢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中最年长的一位。

他请我在客厅入座并告诉我，他和其他诺贝尔奖得主不同，他不是一大早被吵醒的，而是早上7点才接

到通知，几秒钟后，记者们的电话就来了。“有人说，我本该在早上5点接到电话，但他们没有我的电

话号码。我不禁想，瑞典的情报部门并不怎么样，我可是列在电话簿里的。”

谢林两年前才从马里兰大学退休，他是该校的经济学和公共政策教授。他本打算利用退休时间学习电

脑编程，这样他就可以完成几十年前开始的有关种族隔离的研究。

但诺贝尔奖改变了他的计划：“现在我得了这个该死的诺贝尔奖，大学就不让我退休了。”他一直在

克尽职守地帮助筹集资金：“学校对我很不错。”

谢林是因为对博弈论的贡献而赢得了诺贝尔奖。他与从未共事过的数学家罗伯特•奥曼(Robert

Aumann)分享了这一奖项。当他涉足这一领域时，该领域被数学家和优雅的理论所控制，与当时现实世

界的紧要问题甚少瓜葛，比如怎样避免核战争。谢林对现实问题更感兴趣，比如种族隔离原因，以及

人们如何可以控制毒瘾等。

几分钟后，艾丽丝出现了，邀请我们共进午餐。午餐有面包、奶酪，以及味道浓郁的鹅肝和希腊风味

色拉。谢林开了我带来的红酒。“他下次还能来，”他说。艾丽斯示意我该让谢林坐上座，然后就离

开去用电脑了。

有关核武器

谢林的父亲和哥哥都是海军军官，从他的平头和卡通人物般的方下巴，不难想象谢林穿制服的样子。

虽然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哈佛执教经济学，但他也为美国战争学院(War College)的年轻军官们讲

过军事战略。肯尼迪(Kennedy)政府中就满是刚完成谢林研修班的知识分子，其中包括肯尼迪的国家安

全顾问麦克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林顿•约翰逊(Lyndon Johnson)、邦迪的副手沃尔特•罗斯托

(Walt Rostow)，以及后来成为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得力顾问的约翰•麦克

诺顿(John McNaughton)。

通过这些人，谢林帮助制定了有关使用核武器的禁忌。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政府曾辩称，这种武

器与其它武器没什么区别，但谢林不这样认为，而肯尼迪政府同意他的观点。

美国1970年入侵柬埔寨以后，谢林不再为政府担任顾问。他带领了一个12名同事的小组，去见尼克松

(Nixon)的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他们要从非正式顾问职位上集体辞职。“当

时我们看问题的角度，和今天人们对伊拉克的看法很像，”他说，“我们认为其中有诡计，滥用或篡

改了情报。”

种族隔离问题

谢林继续有关核武器的写作，但之后也开始涉足其它问题，比如安乐死和有组织犯罪。1971年，他发

表了一篇突破性的论文，证明个人决定的积累，可轻易导致严重的种族隔离，尽管每个人都确实愿意

住在种族融合的社区。

我一直都想知道，他是如何产生这个念头的。原来一切始于他在一次长途飞行中的乱涂乱写，他在纸

上随意地画着加号和零，试图发现当一个人想避免种族隔离时会发生什么。“用铅笔和纸来做是很困

难的‥…很多时候你必须用橡皮擦。”

回到家后，他和他12岁的儿子、一个棋盘和儿子收藏的硬币坐了下来，并以硬币的“偏好”作为简单

规则开始了游戏。例如，完全被铜硬币包围的锌硬币，将转移至与锌硬币相邻的空白方格。每一步都

会引发下一步，直到棋盘完全被划分成一半铜硬币，一半锌硬币。

谢林发现了一些重要的东西：“一个小小的偏好——社区里不要有太多不像你的人，或甚至仅仅是因

为偏好社区里要有些像你的人……都可能导致如此极端的平衡，结果看上去就非常像极端的隔离。”

谢林在解释这些时，还不时地吃几口面包和鹅肝。对于种族偏见，他没有发表自己的个人看法，他自

己似乎超然于这个问题之外，但他的工作把人类的弱点作为分析和研究的对象，而不是去抨击或否认

这些弱点。甚至他自己的个人缺点，比如他吸烟的嗜好，也是他研究的素材。

吸烟上瘾理论

1988年，凯文•墨菲(Kevin Murphy)和诺贝尔奖得主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两位经济学家发表了关

于吸烟的重大理论，在该理论中，他们描绘了一名上瘾产品的“理性消费者”，他有意识地让自己沉

迷于香烟或海洛因，因为他认为快乐将超过痛苦。

谢林对上瘾的观点不一样。在他1980年的论文“自制在个人内心的斗争”(The Intimate Contest for

Self Command)中，他试图这样理解一名吸烟者——“他自我厌恶，捏碎香烟丢进污物碾碎器，发誓这

一次他绝不再冒患上肺癌，让孩子成为孤儿的危险，但三个小时后，他又来到大街上寻找仍然营业的

商店买香烟”。对谢林来说，这种上瘾既非完全理性，也非完全丧失理性、不由自主。他在自我斗争

时是理性的，他能部署策略帮助自己赢得这场斗争。

谢林认为，他具有贝克尔与墨菲所缺乏的东西：个人经历。他1955年戒烟，但1958年他在伦敦的一家

餐馆买了一根雪茄后(“当时我以为自己有免疫力”)，又重新开始吸烟了，之后15年他都在努力戒烟

。几十年后，贝克尔与墨菲提出了他们的假设，但谢林说“我当时就知道，他们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

么。”

《京都议定书》问题

后来我问及气候变化问题，这是他在卡特(Carter)总统的一个委员会担任主席时开始研究的内容。“

人类引发的气候变化，将在5到10年后发生，这是毫无疑问的，”他说。

但谢林表示，有关气候变化问题的《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规定，让批准该议定书的国家减

少温室气体排放，但这个议定是行不通的，因为没有国家会愿意处罚那些未能减少排放的国家。看看

欧盟(EU)就知道了，他说。即使法国和德国违反欧盟的经济稳定与增长公约，欧盟也无法同意惩罚它

们。“如果欧盟这样紧密的共同体，都无法对违反规定的国家实施制裁，我无法想象一个温室气体议

定书，可以对美国、墨西哥或任何国家实施制裁。”

他说，发达国家与较贫穷的国家不同，发达国家承担的气候变化代价极少，这一事实意味着，要发达

国家减排温室气体将更加困难。(依赖农业而且在竭力应对疾病的发展中国家，将为全球变暖付出更高

的代价。)

谢林认为，在如何与气候变化作斗争的问题上，更多的取决于北约(Nato)而非《京都议定书》。他认

为，不应让国家达到特定的目标，比如在某段时间里减排一定量的温室气体，而应该让各国承诺采取

具体行动，比如花一定的钱，找出限制发电厂碳排放的方法，或对燃料效率立法。“在富国证明它们

确实在严肃对待此事之前，不要理会贫穷的发展中国家。”

我指出，这与正统的经济学说完全不同，正统的经济学提倡用税收或污染许可制度来设定目标，让市

场决定如何达标。他的回答很简单：“好啊，那样不管用。”

艾丽丝来了，她充满爱意地责怪谢林忘了倒咖啡。更加困惑了？一项战略似乎是更合适的解释：“你

可能想走了，”谢林说，“我唠唠叨叨这么长时间，你耳朵都起茧子了。”

谈话地点：谢林的寓所，华盛顿特区贝塞斯大

1瓶2001年的Taltarni Three Monks Cabernet Merlot

Fabrique Delices牌高级鹅肉慕思

Saint Aubray奶酪

希腊色拉

意式面包

2杯咖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