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多年以前，粱启超曾说过：“我国成文法之起源不可确指，然以数千年之思想往往视法律与命令同为一物。”直至今日，很多人在骨子里面往往还是视法律和命令同为一物。 从命令的角度来理解法律，是指个人意志或某个集团的意志以上下级纵向关系的方式传达，具有直接的强制力，在命令者与被命令者之间缺乏公正程序、严格的概念解释以及独立的第三者裁判等中间环节或者客观机制作为媒介。这样的法律往往是朝令夕改，其约束力并不能长久保持。
更严重的是，这种法律经常演变成是权力的合法外衣，为个人私欲谋取利益，而法律不再成为凌驾于社会生活博弈的超然之物，而是让博弈又多了一个权力者的不公平参与。真正的法律是在顾及社会各方利益博弈均衡的结果，在社会博弈中具有独立性，不参与博弈。
同时，合理的法律必须要有强制性，不管是对社会大众还是掌握权力的人，都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所有的人都必须遵守法律的约定，包括制定与执行法律的人，否则必然要受到无法逃脱的惩罚。
在这样一种法治环境中，法律必然可以改善囚徒困境。我们来看这样一个例子。如所前述，我们假定执法人员独立于博弈之外，有公司A与公司B是商业上的合作伙伴，公司A经常向公司B购买原材料，由于两家公司在不同的城市，于是两个公司经过谈判之后签订买卖合同，一般在一周最后的那一天，公司A将现金打入公司B的银行账户，公司B则发货到公司A，若违约则处以2～5倍罚款。
实际上，如果公司A与公司B都是理性人，那么他们的合作就是一个有限次数重复博弈，在社会不存在法律的情况下，在两个公司任何一次交易中都有可能存在其中一家公司不遵守合同，逃款或逃货，即使公司A现金充裕，而公司B货源充足。所谓的熟人欺诈也是这个道理。
然而，在我们理想的法律环境下，公司A和B最佳策略都是合作。不妨假设公司A与公司B每年的交易都有十几次，平均每笔生意为100万，若违约则罚款200万。
见上图，在这个博弈中：
1．在矩阵的左上角，公司A和B都选择合作，双方收益均为20万（指公司A与公司B的利润）；
2．在矩阵的左下角，在公司A付款，而公司B不发货，A损失100万，B收益100万；
3．在矩阵的右上角，公司A不付款，公司B发货，公司A收益120万（其中包含20万的利润），公司B损失80万（指公司B货物的成本，也就是收入减去利润）；
4．在矩阵的右下角，公司A不付款，公司B不发货，双方收益为零。
当然，这里还要说明的是这个博弈中没有考虑商业信誉的问题，商誉是社会道德中的问题，后面笔者会详细讨论。
很显然这是一个有限次重复博弈的囚徒困境，注意到前文所介绍的模型都是对称的，这个博弈则是非对称博弈，这更加贴切于日常生活的真相。
在没有法律背景的条件下，双方选择不合作是自然的纳什均衡点。然而引入强制性的法律则不同，这时他们所签合同具有法律效应，一旦有一方违约，另一方有权罚款其200万元，并且法院可以强制执行。在这种情况下，两个“囚徒”，也就是公司自然都会采取合作策略，完成合同对各方所要求的行动。简单说来，就是法律改变了两个公司博弈的均衡结果。
霍布斯认为，国家以法律形式规定对某种行为如“违约”采取惩罚措施，但是如果惩罚措施不力，即使扣除惩罚的成本，行动者从“违约”策略中获取的好处大于他采取“守信”策略所带来的好处，那么国家的法律措施是无效率的或者说是低效率的。因此国家法律的制定应以抑制对他人的危害行动为原则。
这就是法律制定的第一条原则：效率原则。效率原则是从对社会的整体考虑分析得出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律越严格越好，越严格越有效率。
强制性有效法律是非常重要的。在冷战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40多年的军备竞赛反证出这一点。尽管他们双方签订一些制止军备竞赛的协议，但因缺乏一个世界性的公平合理又具有强制性的法律环境，其结果仍然是陷入无法解脱的囚徒困境。
类似的还有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永恒倾向也很能说明这个问题，除非某一天出现全世界的国家都得到统一，建立一个全球性政府才可以彻底解决这些国与国之间的囚徒困境问题。
法律制定的第二条原则是，法律对犯法者的惩罚应以与犯法者给社会或他人造成的危害相等为原则，这就是公平原则。用简单的一句话说，法律惩罚太重对犯法者不公平，惩罚太轻则对社会或他人不公平。
因此在不同的国家以及在同一个国家的不同时期，对这两个原则的态度是不同的。法律制定的这两条原则要根据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的具体状况而各有侧重。
就目前我国的社会现状来说，国家法律与立法执法的重要性日益凸现。我们从法律制定的第一条原则来看，违反契约的惩罚越是严厉并可信，则博弈者违约的可能性越小，这是路人皆知的道理。
再从法律制定的第二条原则来看，权力对法律公平性的侵害有损法律的权威性与公正性，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乱世用重典”，通过上述分析，读者您认为目前的中国社会应采用什么方式，才能适宜于治理、整顿、重构目前的社会系统运行状态呢？
